“反四风”与“摒四患”——读《群书治要•申鉴》有感

2018年12月5日 11:56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 字号:

■刘余莉 张超

[摘 要]在党中央“四风”整治行动进入深化期的背景下,认真阅读国学经典,从中汲取智慧,发挥鉴今资政作用,对于彻底解决“四风”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历史上看,“四风”自古有之,危害深远;从根源上看,“四风”产生于“四患”,是四种错误思想观念在领导干部个人作风上的集中体现。要纠正错误的思想观念,只能通过教育的手段;而教育是否得力,要看其是否能顺应人的自然本性进行引导。“孝”源于父子之间的天然亲情,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也是教育的起点和基础。所以,根治“四患”“四风”关键要从孝道教育开始。

[关键词]作风建设;群书治要;教育;孝

[中图分类号] B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270(2018)06―0109―04

[ 作者简介 ] 刘余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张超,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017 级博士研究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重拳出击,大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日前,中共中央纪委办公厅印发《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意见》,全面启动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工作。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认清作风建设新形势、准确把握作风问题新特点的基础上,为持续深入推进“四风”整治行动所作出的再动员、再部署,再次表明了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决心与毅力。

一、“四风”源于“四患”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与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并称“四风”,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中国共产党自执掌政权以来,整治“四风”从未止步。站在新的历史阶段,面对新的历史使命,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不仅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实现,更攸关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可喜的是,十八大之后,在党中央的高压态势下,全党上下整治“四风”确实取得一定成效,突出的表现是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明显减少。然而,还应该看到这些显性问题仍面临反弹回潮的风险,尤其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依然顽固,并呈现出新的动向。由此可见,整治“四风”任重道远。治本之策是防患未然、直断其根。

实际上,作为一种不良的政治现象,“四风”问题自古有之。《群书治要·申鉴》中就讲到,要使国家政治清明,首先必须摒除“四患”:“一曰伪,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只要有这四种祸患存在,就很难推行善政。

“一曰伪”。“伪”即弄虚作假,不求真,不务实,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虚伪的人做事很容易沦为形式主义。“伪”的正面就是“诚”。古人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可见,唯有真诚才能感动人心、凝聚人心,虚伪之人不重视实质,徒具外表和形式,不仅不能感动人,还会为人所憎、大失人心。

“二曰私”。“私”即自私自利,凡事只为自己考虑。身居官位,若私心作祟,不免脱离群众,不顾群众疾苦,这样只会导致官僚主义。“私”的对面是“公”。古人读书工作很勤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却没有感觉到压力,是因为他们襟怀天下,心系苍生。而现在一些官员却总感觉压力重重。究其原因是为“公”还是为“私”的境界不同。人如果常常想到自己的私利,并因此尔虞我诈、斤斤计较,就会患得患失,“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三曰放”。“放”即恣意放纵,贪图享受。若这种价值观占主导,必然会导致享乐主义。普通人如果放纵欲望,沉溺于感官享乐,孝敬、忠诚就会被抛之脑后,更无恩义、情义、道义可言,终将丧德败身,沦为欲望的奴隶。若是领导干部放纵欲望,必定会造成更大的祸患,心思不仅不会集中在治国理政上,而且一旦欲望、嗜好显露,还容易被奸猾谗佞等居心不良的人所挟制。《淮南子》记载,齐威王的王后过世,想新立一个王后,但是不确定应该选择哪位妃子,于是就召集群臣商定此事。薛公田婴想迎合齐威王的心意,于是就向威王献上十只玉耳饰,并且故意特别赞美其中之一。田婴问知被赞美的玉耳饰被赐予哪位妃子后,就劝威王立那位妃子为王后。威王非常高兴,从此对田婴格外器重。所以,领导者的意图、嗜欲一旦显现于外,就有居心不良之人投其所好,为其挟制。所以,领导者要懂得节制享乐,不能放纵欲望。

“四曰奢”。“奢”即奢侈过分,挥霍无度,铺张浪费。古人对奢靡之害非常重视,讲“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弗亡”(《群书治要·尚书》),强调“成由勤俭败由奢”“从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奢靡的生活作风一旦养成,势必滋生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结果危害国家和人民。东窗事发后,还会锒铛入狱,赃款充公,身败名裂,累及家人,到头一场空,损人不利己。所以,一个人即使荣华富贵,也要保持俭约的生活方式。因为生活简单,容易满足,可以保持心地清净,人到无求品自高。

由此,不难看出“四风”与“四患”基本对应:形式主义的根源就是虚伪、不真诚,因为虚伪才会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自私自利的集中体现,升官是为了发财、摆阔、耀武扬威,不是为了服务人民,而是让人民服务于我;享乐主义就是放纵自己的欲望,享受人生;奢靡之风就是大手大脚,奢侈浪费。

二、“四患”不除,政无由行

对于“四患”的危害,古人也早有深刻认识。《群书治要·申鉴》中讲到:

“伪乱俗”。是说虚伪、搞形式主义就会扰乱社会风气。所谓“上行下效”,讲的是国家治理者对于整个社会风气的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上位之人不真诚,不能以身作则,热衷“走过场”“摆样子”,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工作流于形式,社会风气就会普遍出现敷衍应付。例如,现在商场里的一些礼仪小姐,虽然面带微笑,但却缺少内心的真诚,结果是皮笑肉不笑,笑得让人生起一身鸡皮疙瘩。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这些礼仪小姐总是讲好听话,目的并非真正为顾客着想,而仅仅是想赚到顾客口袋里的钱。如果只为了赚钱,不用真心工作,那么整个社会的风气就会变得见利忘义,乃至于假冒伪劣充斥。人与人相处也因此会缺乏信任,甚至对真诚助人、无私奉献的好人好事充满怀疑。

“私坏法”。是说自私就会假公济私,监守自盗,破坏法令纲纪。就本质而言,官僚主义是种自私自利、不负责任、惟己不惟民的“官老爷”作风。其典型表现就是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假作为。这些渎职行为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领导干部心存私念,缺乏对法纪的敬畏。为了保持官位,跻身上层,汲汲营营,攀附权贵,结党营私,媚上欺下。执法者肩负治国安民的责任,理应守之以公、持之以正、律之以法,若为了一己之私,践踏法律,社会必然会有失正义,法令秩序也会被破坏。《史记·循吏列传》记载:在春秋时期,李离是晋文公手下的法官,因为误听证词而杀错了人,于是他把自己拘禁起来,准备以死谢罪。晋文公说:“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面的办事人员有过失,这不是你的罪过。”李离说:“我的官位很高,没有让位于下属;接受的俸禄很多,也没有与下属分利。现在误听了证词而杀错了人,却要怪罪下属,我没有听过这样的道理。”于是,他推辞了晋文公的赦免令。文公接着说:“既然你都自以为有罪,那我不也是有罪吗?”李离说:“法官也要受法律的约束,判刑失误就要受刑,判死罪失误就要以死谢罪。您因为我能听微决疑,所以才让我做法官。现在我误听了证词而杀错了人,罪当该死。”他不接受赦免,以剑自刎而死。由此可见,能秉公执法的人必能以法律严格约束自己。职位愈高,所承担的责任愈重,也就愈应该公正无私,率先垂范。

“放越轨”。是说放纵享乐就会助长越轨的行为。人放纵自己的欲望,就会逾越礼教。逾越礼教虽然不是犯法,但是礼教一旦破坏,整个社会就会物欲横流、人欲泛滥。古人把“礼”比作防洪的堤坝,认为堤坝无用而把它废弃,必然导致洪水泛滥,伤害的人一定会很多;认为旧的礼制无用而把它废弃,一定会导致人欲横流。古人制礼作乐的目的都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因为人一旦放纵欲望,就像洪水一样,很难控制。现代社会出现的男女关系混乱、享乐颓废等现象很难根除,原因之一就是历史上曾经错误地批判礼教,把礼教说成是“吃人”,忽视了礼教“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渺”的防微杜渐作用。

“奢败制”。是说奢侈就会败坏礼法制度。在中国古代,什么级别的官员穿什么样的衣服、坐什么样的车,都要符合一定的礼制。百姓看到了就知道如何行礼。《孟子》中说:“爵一,齿一,德一。”即尊敬有爵位的领导,尊敬年长之人,尊敬有德之人,这是倡导一种尊贤、敬老、重德的风气。其效果是“其民虽有余财侈物,而无礼义功德,则无所用其余财物”(《群书治要·韩诗外传》)。一个人即使有多余的钱财,但如果不讲礼义,没有对国家建功立业,没有德行,那么也没有办法使用多余的财物。而且“贱财利则不争,不争则强不凌弱、众不暴寡”(《群书治要·韩诗外传》)。这都是从制度的设计上培养起人们的向善好德之心。与之相比,现代社会中,人只要有钱,就可以享受奢侈生活、享受特别服务(如头等舱和公务舱)。这引导的是一种一切向钱看、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结果自然就会出现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甚至“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风气。所以古人治理社会考虑得很深远,所有的制度设计都引导尊重有德之人、形成向善的社会风气。

“四者不除,则政无由行矣。”这告诉我们:不除掉这四种祸患,就无法实现良好的治理。因为它们会使整个社会人心堕落。人心一旦堕落,纵然一派盛世繁华,也是危机四伏,难以长久。想要挽救世道人心,惟有尽快推行传统伦理道德教育。否则,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只会出现更加恶劣的结果。

三、治本之道,唯法和孝

“俗乱则道荒,虽天地不能保其性矣。”社会风气混乱了,道德就会沦丧。道德一沦丧,即使天地也不能保全人的本性。天地的特点就是“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人如果经常接触自然、亲近自然,就能够体会到天地无私、容载万物的度量,自己的心胸也会开阔。但是如果人沉迷于财色名利,就会利令智昏,心地无法和天地万物交感,也就不能感受到天地无私的胸怀,所以“天地不能保其性”。

“法坏则世倾,虽人主不得守其度矣。”礼法制度被破坏,整个社会就处于无序的状态,即使是在上位的君主,也很难坚持守护这些礼法制度。因为社会积弊已久,要想扭转也非一朝一夕之功。就如现在,虽然国家领导人大力倡导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是因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误解已久,有人一谈到传统文化,就与封建、专制、落后、过时、糟粕联系在一起。这种偏见形成已久,要扭转过来谈何容易?

“轨越则礼亡,虽圣人不得全其行矣。”常规被逾越了,礼义教化也会消亡,纵使圣人也很难维护正道。当然,在现代社会,网络、电视、手机等高科技手段比较发达,如果能用以宣传伦理道德教育,相信不出三五年,社会风气还是可以好转的。

“制败则欲肆,虽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没有礼法制度的约束,欲望就会横行而无所顾忌,虽然国家土地辽阔,物产丰饶,也没有办法满足人们不断膨胀的欲望。正如有环境专家所说,如果我们都像美国人那样奢侈地生活,纵然再有两个地球的资源,也不够挥霍。

《群书治要·申鉴》中的这些话,把“四患”的危害讲得淋漓尽致,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反四风”的重要性、必要性和长期性很有启发,值得领导干部参考借鉴。所以,“四患”不除,身无以修;“四风”不反,国无以治。中国古人修身治国,讲究防微杜渐。“曲突徙薪”“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黄帝内经·素问》)讲的都是这个道理。观“四患”“四风”之所以成为沉疴痼疾,究其根源就在于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出现了问题。这就需要通过教育来解决,如果连教育都出了问题,还以严厉的法律处罚来进行整治,无异于抱薪救火。尽管现在诸如党性教育、形势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等进行得如火如荼,但始终收效甚微、劳而少功,就是因为徒具教育的形式,不明教育的实质。

《礼记·学记》里讲,“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也”。只有顺着人的自然天性进行教导,才能达到长善救失的目的。人的自然天性莫甚于血浓于水的父子亲情,所以“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孝经》)。这就是说“孝”是教育的起点和基础,也是实现善治的根本。“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孝经》)真正的孝子连身体都不敢损伤,唯恐父母担忧,言语出口、举手投足更不敢忘父母,生怕令父母蒙羞,又怎会作风不检点?又怎会侮慢他人?又怎会违法乱纪?“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孝经》)。所以,孝子做官,会尽忠职守,立身行道,会把对父母的爱推广为对领导的爱、对人民的爱、对国家的爱、对民族的爱,以扬名后世、荣显父母作为克尽孝道的最高目标。这也是为什么古代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原因。总之,大道至简,若想使“四患”“四风”彻底根除,需要从孝道教育开始。这才是治本之道。

(责任编辑:李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