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改革理论的探索——《中国改革大逻辑》述评

2019年3月1日 9:59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 字号:

■李庆英

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春风的吹拂下,中国学术思想园地百花绽放。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改革大逻辑》(陈培永著,以下简称《大逻辑》)一书,就是其中一朵绚丽夺目的“理论之花”。本书从哲学层面对40年来中国改革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初步构建了一个理解中国改革的理论框架,深刻揭示了“中国改革大逻辑”,清晰讲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改革哲学。

一、众声喧哗的中国改革舆论场,亟须能够揭示改革本质的“彻底”的中国改革理论予以引领

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推动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使中国由“追赶时代”迈向“引领时代”。然而,从一定程度和范围上说,这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也一直处在众声喧哗的舆论场之中。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各种社会思潮激荡迸发。就个人观察而言,中国改革舆论场主要存在三种声音:一种是党中央的权威主流声音——高度肯定改革、始终坚持改革、积极推动改革。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政治动力,也是应该占据主导地位、发挥引导作用的“中国声音”。一种是学术理论界的“学者声音”——既有对中国改革怎么看、怎么办的理性思考,也有对改革问题的批评反思。从总体上说,这种声音对于推动中国改革理论探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还有一种就是社会上的各种杂音噪音——既有某些既得利益者质疑改革、歪曲改革的声音,也有国内外敌对势力扰乱改革、否定改革的声音。这种声音虽不占主流,但其严重危害和消极影响不可忽视,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辩驳。

研究和构建新时代中国改革理论,不能不关注中国改革舆论场。《大逻辑》作者在此方面表现出了高度的思想自觉和学术担当,在《序言》中就大声疾呼“要回应不同的声音”,并列举了多种亟须给予回应的“不同声音”。其中,有对改革本身有异议的声音,比如有人认为改革搞得社会不稳定,改革带来了中国的困境,带来了中国的道德、诚信、价值危机,带来了腐败猖獗、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生态危机,因此要反思改革,重估改革;也有对改革现状不满意的声音,比如有人声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鼓吹西方价值观念多么优越,强调进一步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重塑中国社会;还有对改革持消极观点的声音,比如有人认为改革最多只能延缓一下矛盾和冲突,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已经注定难以实现,甚至走向了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

从总体上看,上述“不同声音”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大多属于改革舆论场中的杂音噪音。新时代要进一步凝聚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共识和思想力量,亟须对改革舆论场中“不同声音”进行理论上的正本清源和舆论上的积极引导。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因此,构建能够抓住中国改革根本的“彻底”的改革理论,就成为新时代中国学术理论界应努力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从哲学上重构“革命”这个重要范畴,是新时代构建“彻底”的中国改革理论的逻辑起点

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历史主题,从哲学意义上说必然有其内在的本质规定性。那么,中国改革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是新时代构建“彻底”的中国改革理论必须解答的一个根本问题。《大逻辑》一书在第一章中聚焦“当代中国新的伟大革命”,从哲学上重构了“革命”的丰富内涵,从而把“中国改革是什么”的问题讲清讲透了。

其一,深刻揭示了“革命”的本质内涵。“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性范畴,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天然属性和标志性话语。从本质上说,“革命”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是一种充满进步、希望、积极和先进的变革力量,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大推动作用。正如《大逻辑》所指出的:“革命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进步和公平正义的动力,是被压迫民族和受奴役的底层民众追求解放和光明的道路。”需要强调的是,“革命”又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具体内涵和实现形式。也就是说,“革命”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革命,一般是指阶级斗争,其鲜明特征是激烈的、暴力的、破坏性的、颠覆性的;广义的革命,是指变革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观从来就不仅仅是指单一的政治革命、阶级斗争。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特点,对“革命”内涵作出过深刻的界定和阐释,提出了“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科技革命”等重要概念和范畴。可以说,毛泽东的革命观具有更为丰富而深刻的内涵,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新认识、新发展,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却被忽视、误解甚至被否定了。

其次,厘清了“革命”与改革的内在关联。在一般人的认识中,改革与革命是不同的两回事,甚至是对立的。可以说,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改革观的一种普遍性误解。要弄清“中国改革是什么”,首先必须澄清误解,并从理论上厘清改革与革命的内在关联。《大逻辑》作者凭借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哲学的思辨能力,对“革命”一词进行了拆解式分析,重构了“革命”的哲学内涵:“革”是对旧制度、旧秩序、旧社会的革除,“命”是对新制度、新秩序、新社会的命制、建设和构造;与此相对应的革命有两种形式,即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是通往社会革命的手段,并且是广义社会革命的组织部分;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中,社会革命从政治革命开始。我们党关于改革开放是“新的伟大革命”重要论断,实际上彰显出革命的“命”的内涵,凸显“社会革命”的意蕴。改革是对革命事业的再推进,是在政治革命推翻旧制度、旧秩序、旧社会之后完成对新制度、新秩序、新社会的建设和构造。“改革是革命”的判断包含政治智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阶段事业的连续性和联系性。因此,革命与改革不是对立的,而是内在关联的。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再次,澄清了对“革命”的种种误解。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有一种思想倾向不容忽视:即认为“现在进入后革命时代了”,要彻底“告别革命”;还有人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彻底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更有甚者,有的人在反思革命的名义下,质疑革命的合法性,否定和污蔑革命。对于这种思想倾向,《大逻辑》严正地指出:不能割裂改革与革命的关系,更不能给曾经在历史上起进步作用的革命泼污水,不能贬低和讽刺革命。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自上而下的是被压迫、被奴役阶级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而进行的暴力性政治运动,是执政者的执政地位受到冲击而出现的变革方式,它是暴力性的、破坏性的、颠覆性的”。但是,这种革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积极的进步意义,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必须给予充分肯定和应有的尊重。

总之,《大逻辑》对“革命”范畴所作的哲学分析和内涵界定,既赋予了改革以革命的本质属性,又拓展了革命的时代内涵,从而为构建“彻底”的中国改革理论标定了一个理论上的逻辑起点,奠定了一块重要的理论基石。

三、新时代构建“彻底”的中国改革理论,必须深刻理解“新的伟大革命”这个重大命题

《大逻辑》一书虽然没有明确给出中国改革大逻辑是什么的“标准”答案,但却可以让人从中读出个人的“理解答案”——即作者在书中第一章聚焦的“新的伟大革命”这个重大命题。这也是新时代构建“彻底”的中国改革理论需要把握的“大逻辑”。可以说,读懂了“新的伟大革命”的深意,就读懂了“中国改革大逻辑”,从而读懂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改革哲学。

从理论逻辑来看,“新的伟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改革开放作出的最鲜明、最简洁、最直接的本质界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赋予改革开放的最基本定性,从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新的伟大革命”等重大论断,“改革也是革命”的本质内涵一脉相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重申和强调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新的伟大革命”等重大命题。遗憾的是,学术理论界对于这些重大判断进行哲学上的分析和理论上的阐述明显不足,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很少有人把“改革为何也是革命”这个问题彻底讲明白。《大逻辑》一书的理论阐述总算弥补了这个缺憾。作者从哲学层面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的伟大革命”这个重大命题的深意。概括地说,其主要观点主要包括:一是中国改革的目标是明确的,即完成革命事业、革命的理想,取得社会革命的最终胜利;二是改革是全方位的社会变革,是整个中国经济、政治生活等各方面体制和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的全方位转型;三是全面深化改革所追求的不仅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还包括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生态体制的改革,意味着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文明方式以及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习惯等方面的深刻变化。

从历史逻辑来看,“新的伟大革命”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而言的。其实,无论是中国革命还是改革开放,从本质上说都是党领导的伟大革命,目的都是解放生产力,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进而为实现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纲领和远大理想创造条件。不过,“新的伟大革命”的具体内涵,又是随时代背景和时代任务不断变化的,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对“新的伟大革命”的总目标作出了“三个就是”的概括。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则把这个总目标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八个明确”之一。

从现实逻辑来看,“新的伟大革命”成为新时代“新的伟大斗争”的重要方面。在《大逻辑》一书中,作者指出: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而且是“更为艰巨的伟大斗争”;用“伟大斗争”这个词,不是要呼吁革命时代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强调当今中国所开展的全面深化改革事业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强调它绝不是修修补补就能实现的。它既然是伟大斗争,就一定是艰巨的事业,既要有打攻坚战的准备,又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责任编辑:李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