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中的战略思维

2019年3月1日 10:06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 字号:

■任俊华

[摘 要] 本文概述了《孙子兵法》的主要内容。认为《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主要体现在修道保法、慎战全胜、保国安民三个方面,并分析其与当代战略哲学的联系,强调领导干部要汲取孙子兵法战略智慧,提高战略思维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关键词]《孙子兵法》;战略思维;战略哲学;大战略

[中图分类号] B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270(2019)01―0103―04

[作者简介] 任俊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室主任、教授、博导。

《孙子兵法》被尊为“兵学圣典”,有“世界古代第一兵书”之雅称。《孙子兵法》富有宏观视野,涉及政治战略、国家战略的层面,饱含丰富的战略智慧,是当代战略哲学的重要思想源头。

一、《孙子兵法》的主要内容

《孙子兵法》第一篇名为《计篇》,又称《始计》,讲战争的指导性原则、纲领和全盘计划。第二篇《作战篇》,讲战争的动员和准备。第三篇《谋攻篇》,讲智谋在军事斗争中的重要性,即以最小代价获取胜利。第四篇《形篇》和第五篇《势篇》,讲“形”和“势”两种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形”指客观、确定和具有必然性的因素,如战斗力的强弱、战争的物资准备等;“势”指主观、易变和带有偶然性的因素,如兵力的配置、士气的勇怯等。论述了客观条件具备之后如何通过高超的指挥艺术,通过灵活的战术变化和正确的兵力使用而赢得战争。第六篇《虚实篇》,讲“奇正”和“虚实”是战争中两个最主要的“诡道”:即变敌之实为虚,变己之虚为实,致人而不致于人,掌握战争主动权。第七篇《军争篇》,讲用兵过程中的谋篇布局,如何在军事动员、调度、组织、筹划等过程中赢得先机。第八篇《九变篇》,讲将军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灵活运用各种军事原则。第九篇《行军篇》,讲行军、宿营、作战的组织与指挥、利用地形与外在条件观察敌情等问题。第十篇《地形篇》,论述不同种类的地形与作战的关系,以及不同地形下的行动原则和相应的战术要求。第十一篇《九地篇》,所谓“九地”是依“主客”形势和深入敌方的程度等划分的九种作战环境,在不同作战环境下要相应采取不同的战术要求。第十二篇《火攻篇》,讲以火助攻的种类、条件及实施方法等。第十三篇《用间篇》,论述军事斗争中间谍使用的重要性以及各种间谍的使用方法。

在理论结构上,《孙子兵法》十三篇大体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先胜理论,包括《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等四篇,重点阐述战前准备的问题,提出重战慎战、未战先算、伐谋伐交、有备无患、五事七计、修道保法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其核心思想是“计利任势”,努力造成军事实力及布势运兵上的绝对优势,最佳理想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二是战胜理论,包括《势篇》以下的九篇,主要论述战争实施方面的原则和方法,比如奇正、虚实、掌握主动权、因敌制胜、利用地形地势、火攻、用间等。《孙子兵法》提出了一整套反映军事理论认识对象的范畴,如天、地、将、法、治乱、勇怯、赏罚、虚实、奇正、专分、久速、迁直等。《孙子兵法》精辟地阐述了诸范畴之间的相互联系、对偶性范畴间相克相生的关系、主要范畴与次要范畴之间的相互制约的关系等。这些思想、原则和范畴,都对后世的军事战略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

在任何时代,政治和军事都是不可分割的。军事思想因此总与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孙子兵法》超越了军事领域,从宏观视角阐述了涉及国家、政治层面的战略思想,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修道保法思想

针对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兼并、相互劫夺的情况,孙子给各诸侯国统治者提岀一条基本政治原则——修道保法。《计篇》中的“五事” “七计”是指导军事行动乃至整个国家的决策的原则基础。“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可见,孙子非常注重“道”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

那么,“道”是什么意思?孙子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即要让人民和君主的心志相通,同生共死而不畏惧退缩。《谋攻篇》说“上下同欲者胜”,即统治者施仁政,赢得人心,国君和人民上下同心合力,才能取得胜利。

“修道”以赢取民心的思想,是先秦时期许多开明思想家的共识。商鞅说:“若民服而听上,则国富而兵胜,行是,必久王。”荀子也说:“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下可用则强,下不可用则弱。”“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民齐者强,民不齐者弱。”

既然“修道”如此重要,那么,如何才能“修道”以赢取人心呢?孙子认为,必须“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谿;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由此可知孙子军事思想和政治思想的统一。孙子还认为,对国内的民众要“修道”,对攻占国百姓也要如此。《火攻篇》说:“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这里的“修其功”也有“修道”的意思,打了胜仗,攻取了土地城邑,必须及时论功行赏,修明政治。否则就会遭殃。

同时,孙子还提出了“保法”的政治主张。《形篇》指出:“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孙子也将“法”列入“五事”“七计”,因为“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保法”,就是健全军队的组织编制、将吏的管理、军需的掌管等制度,使国家的各项事业和军队建设有硬性的制度保障。“修道”和“保法”都是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正如“道者,仁义也;法者,法制也。善用兵者,先修理仁义,保守法制,自为不可胜之政,伺敌有可败之隙,则攻能胜之。”(杜牧注)“无形之军政,即道与法是也。而道与法皆内政之主体。故曰此篇为军政与内政之关系也。”孙子的“保法”体现在健全制度、严明赏罚、明确权限分工等方面。

(二)慎战全胜思想

“慎战”是孙子的战略原则与基本的政治主张。春秋时期,老子、孔子基本上反对战争。但作为一个军事家,孙子是不反对战争的。不过,孙子特别强调,由于战争的胜败关乎国与民的生死,发动战争必须谨慎。《计篇》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告诫,统治者决不可轻易开启战端,必须经过深思熟虑。“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国君不能因一时的怒气而兴兵开战,将领不可因一时的气愤而挑起战端。愤怒可以想法变得欢喜,怨恨设法可以变得高兴,国家如果灭亡了就不可能再重新建立了,人如果死了也不可能重新复活了。所以英明的国君和聪明睿智的将领一定要谨慎考虑。如果不得已一定要打,孙子认为,那也要遵循一定的原则“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没有大好处,没有绝对取胜的把握,面对最大危险,就不得不动用武力来解决。

孙子之所以主张“慎战”,是因为他看到了战争的巨大危害。“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战端一开,就会极大地影响生产,耗费钱财,给国家的正常运转和人民的生活都造成巨大的灾难。所以不到危急关头,不要贸然发动战争。

孙子还提出了“全胜”的思想,即以最小的军事代价换取最大的国家利益。《谋攻篇》指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意思是,最好的解决之道是用谋略战胜敌人,其次是通过外交手段,再次是用武力,最次的方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攻打敌人的城池。所以善用兵者,不通过打仗就能使敌人屈服,不通过攻城就能使敌人的城池归己,这样不用损耗兵力利益就可以保全。因此,孙子主张:“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所以在战场上百战百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不通过武力就使敌军屈服,才是好中之好。

为了达到“全胜”的目的,孙子认为,不要使战争拖得太久,要速战速决。“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故兵贵胜,不贵久。”

(三)保国安民思想

孙子虽然没有区分战争的性质,但认为,国家在做出重大决策时,要考虑与保国安民的目的有没有冲突。

孙子保国安民思想的形成与他生活的社会历史背景有关。春秋时期,周王室的权力衰落,对诸侯失去控制的能力,诸侯甚至个别诸侯国中有势力的卿大夫乘机崛起,争权夺利,形成了“礼崩乐坏”、诸侯林立、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而思想家们的政治蓝图是追求稳定而有秩序的社会。老子期望回到道法自然的小国寡民社会,孔子则主张社会应有伦理秩序。而作为军事思想家的孙子虽然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与老子、孔子不同,但也有保国安民的价值取向。

对“人”的重视其实从西周初期就已经开始有了。西周时期,统治者从商朝失德致国灭的教训中深刻地认识到“修德配命”“敬德保民”“得民者昌,失民者亡”等。“德”被视作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唯命不于常,唯德是授。”“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等观念在《春秋》等记载那段历史的典籍中比比皆是。但是,当时“富民”、“保民”的出发点,并不是把普通民众视为政治主体,而仅仅是考虑到民心向背对政治的巨大影响。作为战略思想家的孙子当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孙子将“道”置于“五事”“七计”之首,而“道”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令民与上同意”。如果想要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必须首先取得“民心”,赢得普通老百姓的认同和支持。战争可否的决定条件,只能是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因此,军事行动要“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军事将领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人是保”,而一国的国君则更“不可以怒而兴师”。“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从根本上说,战争从属于政治,其目的不是为战而战,而是为实现保国安民的最终目的。“慎战”“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思想,都是孙子的政治价值取向的反映。

三、《孙子兵法》与战略哲学

战略哲学的产生有其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二战后,全球战略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彰显。战略不再侧重于军事、战争的领域,更多地出现在经济发展、企业竞争、科学决策、宏观规划等方面,战略实践出现泛化趋势,对战略现象的反思也达到新的高度,战略哲学学科应运而生。当代战略哲学在反思以往战略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了发展了传统战略智慧的内涵,做出了新总结,提出了新概念和命题。作为古代战略智慧的经典之作《孙子兵法》与当代战略哲学学科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要体现在:

(一)《孙子兵法》与“大战略”理论的联系

大战略理论是当代战略哲学的重要理论。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和战略环境的变化,战略现象不再局限于军事战争领域,而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这要求战略主体的视野不再局限于军事领域,也扩展到人类命运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发展方面。《孙子兵法》虽然主要讲军事战略,但其“道天地将法”的战略分析框架,囊括政治、制度、君主、将领、民众等要素,有一定的全局性,是大战略理论的萌芽。

(二)《孙子兵法》与战略伦理学的联系

战略哲学学科体系产生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战略伦理学的初步建构。古今中外的战略典籍可谓汗牛充栋,但是不同战略理论所提出的见解或方案可能大相径庭,这不仅是因为各方采用不同的战略思维方法,更因为战略方法的选择背后,包含战略价值判断、丰富的文化和伦理学根源。战略泛化的时代背景下,战略成为伦理学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同时战略思维的复杂性、战略现象的多样性,也迫切需要伦理学的指导,需要形成战略伦理的一般价值指导,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指导全球各领域的战略实践,从而更好地增进人类的整体福祉。《孙子兵法》风靡古今中外,不仅因其战略战术智慧,也因其包含朴素的伦理思想,如充分考虑民生、慎战全胜、保国安民等思想。

(三)《孙子兵法》与战略决策论、战略驾驭论的联系

如果说战略价值论或战略伦理学是战略的方向性指引,战略决策论、战略驾驭论则是战略的具体方法。《孙子兵法》中的“庙算”即战前的战略谋划,“九变”即战争过程中的战略驾驭。当代战略哲学,因时代的发展,使战略决策和战略驾驭的方法和工具不断增多,效率不断提高。信息时代,大数据方法称为战略预测、战略决策的重要方法,虚拟现实、遥感通信等为战略驾驭的重要手段。这当然是《孙子兵法》成书的时代无法想象的,但不能否认,庙算、九变等思想,对战略主体的战略决策、战略驾驭仍有价值。

(四)《孙子兵法》与战略哲学“工具理性”的联系

战略哲学强调战略目的与战略手段的匹配性,既要求战略目的符合战略价值取向,又要求战略手段符合工具理性的要求。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Sir Basil Henry Liddell Hart,1895—1970)指出,迂回——间接路线常常是达到目的的最短路径。间接路线因其低成本、有效性等特点,成为战略的工具理性的重要体现。《孙子兵法》强调“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正是要通过战略的优胜,达到避免战争的目的。战略与战术、战争的区别也在此得到体现。可以说,对战略手段的选择是战略谋划的重要方面,在这方面《孙子兵法》具有“工具理性”的萌芽。

此外,《孙子兵法》还体现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强调客观分析现实情况,提升将领的战略认知水平,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孙子兵法》提出的“奇正”“虚实”“死生”等哲学范畴,具有辩证法的光芒,闪烁着永恒的魅力。应当辩证地看待《孙子兵法》,汲取其战略智慧,在古代战略智慧的基础上,吸收一切先进的科学和文化成果,推进战略哲学学科不断发展。领导干部应当重视提高自身的战略素养,学习战略哲学相关理论,提高战略思维水平和战略实践能力。

(责任编辑:江生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