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与领导能力

2019年3月29日 14:45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 字号:

◎任俊华 刘沛恩

[摘 要]《中庸》是“大人”之学,为孔门“心法”,讲述如何应用儒家治世之学的核心要义。《中庸》由一理而言万事,其中阐述的“大人”之德行和思维,是领导者作关键决策和重大战略时应具备的核心素质,其中包括至诚无妄的心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行而不倦的精神和无过不及的思想方法等。中庸并不是折中主义、好好先生,而是一种非常深邃的思想修养和极其严格的效果要求。追求的是人与事的“中和”境界。有智慧的领导者,应汲取其中不竭智慧。

[关键词]《中庸》;心法;领导能力

[中图分类号] D26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270(2019)02―0099―04

[作者简介] 任俊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沛恩,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著。《中庸》和《大学》原来是《礼记》中的文章。南宋理学家朱熹将它与《论语》《孟子》合成“四书”,并写了《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成为南宋已降的儒家传统正宗。《中庸》是一篇极富哲理性的论著,文字和思想都比较难懂。通篇的主旨是论中和,探讨致中和的方法。

一、《中庸》的主要内容

《中庸》篇幅不大,但通篇的主旨都是论中和,探讨致中和的方法。中和是宇宙的本来状态。人的可教育,就在于能中和;政教的作用,就在于致中和。故《中庸》开篇便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必修之道是什么呢?《中庸》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为本,和为道,合而言之,“中和”就是道,而且是达道。南宋理学家程颐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中和”又有分合之谓,合而言之指一种高度和谐的境界,一种十分完美的境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分而言之,“中”指思想方法,而“和”则指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行为效果。《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可知“中”的本身并非喜怒哀乐,而是指对喜怒哀乐的持中状态,亦即对喜怒哀乐等情欲要有一个适度的控制,过度的喜不叫喜,过度的乐也不叫乐。程颐解释“中庸”一词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不易即不可更易,不是别的不可更改,而是“中”的原则的不可更易。《中庸》即以“致中和”为目的探讨人与事的境界与方法。

二、《中庸》与领导能力

《中庸》自古就是“大人”之学。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读“四书”应“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按照朱子所规定的读四书之序,《大学》为“始”,《中庸》为“终”。不读《中庸》,则不知儒学之精微。《中庸》从抽象的角度阐释了“大人”应具备的最精微也是最根本素质。《中庸》阐述的“大人”之德行和思维,是领导者在做出关键决策和重大战略时应具备的核心要求,其中包括至诚无妄的心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行而不倦的精神以及无过无不及的思想方法。

(一)至诚无妄的心态

《中庸》说:“唯天下至诚,方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中庸》认为,“大人”思考问题,处理问题、要想能“中”,首先要诚。不仅要诚,而且要“至诚”。只有至诚才能立天下之大本,经纶天下的大事业。《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唯有“至诚”才能充分发挥自身固有的天性,在充分发挥自身天性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现到他人之性和事物之性,这样就能站在天地的高度来看待世界,从而产生系统的世界观和大局观。由上可知,至诚的起点是诚己,不是外求,而是先反求诸己,从而推己及人,以至“赞天地之化育”。随着“诚”的不断深化,自我对“人我之别”的对立统一认识逐步加强,自我的道德修养也日益增进,由博而厚,由博厚而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于是“与天地参”的境界达到了。由“诚”而能认识到天道,可见“诚”本身连通着天道,而人能“诚”,也说明“诚”是一种天赋之性。人只要充分发挥它,熟练地运用它,就能实现“与天地参”的境界。“诚者”就修养境界而言,人修养到了至诚的程度,就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中庸”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关于“诚”的修养,《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提出了学、问、思、辩、行五字,而且分别提出学必博、问必审、思必慎、辨必明、行必笃的要求。审、慎、笃是态度问题,只要认真、刻苦,也就不难做到。但博学和明辨不光是态度,还有下工夫的问题。所以《中庸》说:“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人的资质、体力是不一样的,有强有弱,但有了这种己百己千的精神,也就无不可至了。这就肯定每一个人都可以“致中和”。诚的反面是伪,所以“至诚”还得与虚伪作斗争,不仅不能欺人,也不能欺心。欺人欺己则失诚,不诚不足以“参天地”,则多主观私欲,私欲横行就不能“尽人之性”,而多犯人之举,终必害己。《中庸》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能忠能恕,也就距中庸之道不远了。领导者还要时刻以己之心度人,推己及人,在对得起良心的基础上还要为别人着想,合理处事,这样才符合中庸的道理。

(二)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中庸》强调的原则是从实际出发,从自己所处的境地出发,从日常生活的琐事出发。《中庸》认为:“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君子”想问题办事情,必须从现实的情况出发,不能有外慕之心。“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秋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意为人处在富贵的地位就按富贵者的样子行事,贫者就得按贫者的形态行事,处在不开化的夷蛮之地就按夷蛮的形式行事,处在患难的境地就按患难中的情况行事。君子无论处于什么情况下都是依境而为的,务实而不幻想,不眼高手低,这样才“无入而不自得”。《中庸》又说:“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面不求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这些都是值得领导者必须思考和在具体实践中深悟的。

从实际出发,必须从低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中庸》说:“君子之道,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不管你要走多远,都是从身边的第一步开始的;不管爬多高,都是从最低的第一阶开始的。最辉煌的成就离不开家庭的支撑,最细小的失误也必然从生活日常中能够找得到端倪。《中庸》引用《诗经》《论语》具体阐述中庸之道,奉行中庸之道,层层递进。如从调整家庭关系开始,若家庭不能和顺,中庸之道即如空中楼阁,无法被施行了。 《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子曰:父母其顺矣乎!”夫妻合好,兄弟和睦,父母就称心,整个家庭也就臻于“中和”了。

从实际出发,除了空间的实际,还有时间的实际。“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所谓时中,一是随时而中,时时处处做到“中庸”,无过无不及。一是因时而中,与时俱进,适应事物的发展变化。“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这里说了时间、才能、地位等三种实际。才能的实际、地位的实际都是要考虑的。一般来说,才力不足而自用,权力不足好自专。这样的毛病好发现,也好克服,它毕竟只是一种个人行为。但“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往往是一种理论思潮、一股势力,所以危害更大,要克服也就更难,更需要警惕。这些教训也是领导者需要及时省察和警惕的。

(三)行而不倦的精神

“致中和”表现的是一种行为规范,一种实践原则,所以特别强调“行”。“子曰:舜其大知也与!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以舜为例,认为舜之所以有大智慧,是因为他坚持中庸之道。他注意调查研究,善于倾听并分析各类意见,排除极端情况,采用其中最适合人民群众实际需要的方案。领导者在决策上体会中庸之道,能够避免很多不利的影响。《中庸》强调,不仅在实践中运用“中庸”,而且要在实践中学习“中庸”。要像舜一样运用,“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在对“中庸”之道的实践方面,颜回是值得学习的榜样。“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意即选择中庸之道,得善于选择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内容,使之成为自己思想的一部分。颜回的例子告诉领导者,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很多东西都是有偏激的,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所以要善于选择。舍去那些哗众取宠的,人云亦云的部分,而应选择那些不偏不倚的,无过无不及的本质的部分。

中庸之道的实践,无论对己对人,无论对家庭社会,其原则精神都是一致的。“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天下人共有的伦常关系有五项,用来处理这五项伦常关系的德行有三种。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交往,这五项是天下人共有的伦常关系;智、仁、勇,这三种是用来处理这五项伦常关系的德行。至于这三种德行的实施,道理都是一样的。在中庸的实践中,中庸抓住主要矛盾,以天下共有之伦常关系将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阐明,由五种主要伦常关系引入三种重要德行,认为要处理好人伦之道,就要有智慧,能够有爱人之心、仁慈之心,还要有大勇、有决断。然而,如何判断智、仁、勇?在实践中比较抽象,所以要想真正做到不刻板地应用三种德行,还必须统三而为一,即以“中庸”之道判断。没有“中庸”,智可以为愚,仁可以害人,勇可为莽撞,这样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不胜枚举。

在这里,《中庸》同样运用了《周易》“参伍以变”的思想。这对于领导者在实践中观察主要范畴和规律是一个重要的思维方法。《周易》中说:“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参伍以变”是古人观察天地运行时发现的重要规律。古代曾有三皇五帝之说。在音乐上有五音六律之辨。六律之“六”,即是三的阴阳双倍之数。可见,“参伍以变”代表事物变化的界限。《中庸》运用现实生活中的“五伦”关系,抽象出智、仁、勇三种德行,再在三种德行的基础上二次抽象出运用三种德行的“中庸之道”。《中庸》中有抽象与二次抽象的思维方式,有用数理划分事物界限的方法,是一种科学的理论。

(四)无过无不及的思想方法

“中”是客观存在的规律,人的思想必须时刻遵循这一规律。“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面无忌惮也。”君子无时不在中庸规范之内。小人则相反,其思想没有任何约束,甚至肆无忌惮。肆无忌惮,指的是离开客观规律的胡思乱想。中庸之道是极难掌握的,除自身的修养、认识外,还有个方法问题。“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为什么很久以来没有人能够做到“中庸”呢?“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这是孔子著名的过犹不及论。过与不及,都是非中庸的表现。过者过头,超过了应有的度;不及者不足,未达到应有的度。实践中,有两种人最容易走向极端:聪明人容易过头,而愚者往往不足。

然而,在社会实践中,“过与不及”和“中庸”之间的“度”极难掌握。人们往往在做有深刻体悟的事情的时候能够做到“中庸”,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做事容易“过与不及”,这样是达不到“中庸”的要求的,深谙“中庸之道”的人应能够“随时而中”。因此,《中庸》提供了五个方面的标准作为实践的参照,认为只有圣人能够做到,即智、宽、刚、庄、密。这些标准依旧是抽象的,因为一旦过于具体,很容易被生搬硬套。《中庸》说:“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其中聪明睿知、宽裕温柔、发强刚毅等是描述具体的德行,而临、容、执、敬、别等词指的是德行发挥其效能的“度”,倘若不能以中道来行德行,德行就会“变味”,甚至走向反面。譬如,聪明睿知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大都恃才傲物,不易为人所亲近,大多不能有“临”。临,是《周易》中的一个卦象,有亲临现场,到群众中去的意思。聪明睿知而不团结群众,智慧的头脑就不能为群众所用,聪明睿知极容易沦为纸上谈兵,于国家民族无益,由此可见行事得“中道”的重要性。但在上位者一旦能践行中道,无过无不及,其作用必然是:“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即为百姓所听从效法,为什么会“民莫不信,民莫不说”呢?因为百姓本身很难做到“中道”,但在百姓日用之处皆隐含“中庸”之理。这个道理为圣人君子所揭示和践行,自然为百姓所效法。

对于不同人而言,中庸之道的“过与不及”体现形式不同,同一实践形式因禀赋、地位等因素而不同,所以“中庸”被称为“道,”而不是具体的方法。一般而言,在上位的人往往易过,而在下位的又往往不及。因为位置的上下是相对而言的,官员中都有自己的下属,就是最低级的官还有他治下的百姓,所以官员这个群体总体上是容易过头,而组织体系越强的地方,越容易过头。故《中庸》特别强调“君子”要谦卑内敛,防止过头。“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以此可知,君子贵在内涵,而不在外表。内蕴既深,外表虽然暗淡,日久而愈加显露它的光芒;内蕴肤浅,虽然外表引人注目,但很快就会消失。淡而不厌,简而有文,温而成理,这才是行中庸之道的正确方法。此外,中庸之道还与仪表、言辞、仪容有关。“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领导者靠厉声厉色来教化百姓,是最拙劣的行为,因为它远离中庸之道。

领导者尤其要细思明辨的一点是,“中庸”决不是人们习惯所说的折衷主义,不是与放弃原则画等号的“中庸之道”,更不是于两者间取其平均值的简单算式,而是一种非常深邃的思想修养和极其严格的效果要求,需要在社会生活和生产中反复与实践与思考。“中庸”追求的是人与事的“中和”境界。唯其尚“中”,所以能“和”,唯其乐“和”,所以要“中”。做人要中,处世要中,思虑要中,审事要中,一切惟中是求,惟中是律。

(责任编辑:江生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