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察之政:古代的风闻言事之制

2019年6月3日 10:46 来源:人民法院报 字号:

监官和谏官,古代并称台谏,通称言官,自然可以言事,而风闻则是经传闻而得知。风闻言事,或称之为“风闻访知”“风闻奏事”“风闻弹人”,即以御史为主导的言官可据传闻进谏或弹劾官吏,自东晋时成为正式制度,沿用至清。

从民风到专责

风闻之制,本意在于采集民意,以匡执政得失。西周中叶以后即命采诗官编撰《诗经》,用“风”记录各地风土人情,为执政提供参考。汉代亦采此策,实行三公谣言奏事制,专门派遣朝臣到地方搜集民意。据《后汉书·李郃传》载:“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帝王的微服私访更是采集风闻的重要形式。

南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明确授权御史风闻言事,将单纯地收集民风谚语之采风转变成了专人负责的御史之权柄。据《梁书·武帝纪中》载:“今端右可以风闻言事,依元熙旧制。”端右即御史,元熙即东晋末代皇帝恭帝司马德文的年号,元熙二年(420年)禅位于宋武帝刘裕。这说明在元熙年间,御史即可风闻言事。宋武帝刘裕即位后,时任尚书仆射王弘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上奏弹劾太子左卫率谢灵运杀人,并且检举御史中丞王准之见知故纵。当时尚书仆射无权弹劾,且不可据风闻弹劾,然宋武帝刘裕令曰:“灵运免官而已,余如奏。端右肃正风轨,诚副所期,岂拘常仪,自今为永制。”(《宋书·列传第二》)北朝对此也加以利用,拱卫皇权,然此制度被滥用,据《北史·列传第三十八》载:“多有妄造无名,共相诬谤。”

从监察到司法

风闻,在设计之初是为了鼓励言官积极谏言,以免顾虑重重,所以对“言之有据”的要求有所放宽。且在弹劾之初,难以一一核实证据,否则会阻碍言路,因此对言官之谏给予豁免,即使所奏非实,也免予处罚。虽然多有诬枉之事,但任何制度都有难以避免的漏洞。此后,隋朝先隐去检举人姓名后,重新筛选风闻之事,并最终奏报皇帝决断。这对于保护检举人,确保检举有效实有裨益,当然可能会加重皇帝的负担。

据《通志·职官四》记载:“旧例:御史台不受诉讼,有通辞状者,立于台门候御史,御史往门外收采。如可弹者,略其姓名,皆云风闻访知。”风闻言事在早期确实不以证据确凿为成立要件,原因在于御史台不具有司法审判职能。“旧制但闻风弹事,提纲而已,其鞫案禁系,则委之大理。”(《文献通考·卷五十三·职官考七》)到贞观末年,“御史中丞李乾祐以囚自大理来往,滋其奸故,又案事入法,多为大理所反,乃奏於台中置东西二狱,以自系劾”,(《通典·卷二十四·职官六》)显然,大理寺对御史风闻弹劾反对多支持少,才是御史台主张自立门户,兼有部分司法职能的原因。正好遇到明君唐太宗,据《文献通考·职官七》载:“自贞观初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他颇重视言官的作用,以善于纳谏闻名。《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载:“贞观十一年十月,安州都督吴王恪数出畋猎,颇损居人;侍御史柳范奏弹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户三百。”李恪命运多舛,与卷入太子之争相关,然太宗利用御史台平衡各种势力关系,也是御史司法权能够实现的原因。

至此,作为纠察弹劾机构的御史台,因有侦查审判之便利,更需要对其言论负责,至少不能失真。据《唐律疏议·诈伪》规定:“案者,谓风闻官人有罪,未有告言之状,而奉制案问;推者,谓事发遣推,已有告言之者。而乃报上不以实者,各徒一年。其事关曹司,承以奏闻,而有不实,亦得徒一年。”这意味着若以风闻告官人有罪,未上纠举状者,要进行案问;弹劾事发者,还要进行推问,核实所告事实,妄言者徒一年。对风闻事实进行当面案推的主体当属大理寺,故而大理寺和御史台可以互相制约,便于帝王垂拱而治。谏言如有不实,即按照“诸诬告者各反坐,即纠察之官,挟私弹事不实,亦如之”的规定惩处,以此规范御史风闻之权。这一约束到了晚唐文宗太和年间(827年—835年)还在坚持,即明令上奏事宜必须言之有据,仅以风闻所奏不得呈上。

从风闻到告密

唐高宗时,崔义元为御史大夫,“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状题告人姓名或诉讼之事”,正式将御史台的司法职权确定下来,受事御史主要负责审核告发者姓名或诉案。因崔义元“希密旨阴中长孙无忌等罪立皇后武氏”,(《册府元龟》卷二百五十一)助武则天问鼎皇后宝座,武则天因告密而得福,故而在登基之后十分重视御史台的作用,“改御史台为肃政台,凡置左、右肃政二台……左以察朝廷,右以澄郡县。时议以右多名流,左多寒刻,……二台迭相纠正,而左加敬惮。”(《旧唐书·魏元忠传》)武则天有意重用没有背景的“寒刻”监察朝廷百官,组建新的御史队伍,以此牵制御史旧部“名流”朝贵,防止复唐之阴谋,这是她重新任免监察人马,准备大行告密之风,制衡反武势力的又一力作。

垂拱二年(686年),据《新唐书·百官志二》载:“以谏议大夫、补阙、拾遗一人充使,知匦事;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为理匦使。”谏官和御史相互配合,以知理匦事,此乃武后创建的以告密为主的“匦检制度”,为风闻言事提供了升级进阶之方案。是时,“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一时间,“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辄与家人诀曰:‘未知复相见否?’”(《资治通鉴·唐纪二十》)

在此番血雨腥风的皇权保卫战中,不加限制的风闻言事重返历史舞台,再加上由御史出身的酷吏来俊臣推波助澜,风闻之权愈发不受控制。天授二年(691年),来俊臣“招集无赖数百人,令其告事,共为罗织,千里响应。欲诬陷一人,即数处别告,皆是事状不异,以惑上下。仍皆云:‘请付来俊臣推勘,必获实情。’”(《旧唐书·酷吏传》)御史的风闻和审判之权双剑合璧,不受制约,便威力无穷。且武则天特设推事院,专供来俊臣审案,且不受干扰,这便是御史台同掌风闻权和司法权的最大弊端。

以行政限制风闻

到了开元十四年(726年),御史大夫崔隐甫便再次上奏请除御史台审判权。不过,玄宗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依然继承了此前旧制,任命受事御史一员,由御史充任,每日一人轮流受理词讼。之所以坚持赋予御史台审判权,乃因此前御史台不享有审判权,“故御史嫉恶者少,通状壅绝”。因玄宗恢复了李唐旧制,按贞观年间制度行之,“其后罕有闻风弹举之事,多受辞讼,推覆理尽,然后弹之。”即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线索,再收集确凿证据弹劾,将风闻之权同审判权合并。

御史台主导了风闻纠察之权,因重大案件皆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共同审理,则肩负起诉纠察之权的御史台很可能会主导“三法司”审判,故而御史权更重。《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三》有云:“宰相以御史权重,建议弹奏先白中丞、大夫,复通状中书门下,然后得奏。自是御史之任轻矣。”这一建议除了加强御史台的内部管理,形成由下至上的风闻审核机制外,还将奏状交由中书门下宰相权衡,以行政权制约监察权,削弱了武后之时全面主导监察和司法的强权机构御史台的权力。

从直言到不言

唐代以专司纠弹的御史为台官,以职掌建言的给事中、谏议大夫等为谏官。两者虽各有所司,而职责往往相混,故多以“台谏”泛称,风闻之权也可以共享。其中对风闻之权从限制到放任再到严格限制的历史,无不提醒后人风闻之权的利弊。宋代台谏开始合一,台谏实即御史台、监司、谏官连称,特设谏院,谏官拥有了针对百官的监察权,也可行使风闻言事。由于宋代秉持“事为之制,曲为之防”的防弊之政,故而放宽了隋唐以来对风闻可信度的要求。明代因人君疑心更重,故而更需要依托风闻之权巩固统治,导致对风闻之权愈发放纵。整个言官群体不仅职业化,而且规模化。上至国家大事小到市井传闻,大到皇帝小到草民,凡事皆可奏报,且不用担责。自明初到明中叶,言官的确发挥了肃清吏治,约束皇权的作用,其耿直勇敢已经成为一种精神,有人甚至不惜一死以获直名。然而,晚明之际,言官参与党争,作为纯良高洁的士大夫卷入政治,沦为权力争夺的工具,完全丧失了言官的铁骨铮铮。

老子有言:“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在老子看来,政治温和,人民就淳朴忠诚;政治严苛,人民就狡黠抱怨。风闻言事的出现是将百姓的街谈巷议提升为制度规范,以民间传闻作为执法依据,颇有“其政察察”之意。正如《晋书·顾和传》所言:“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宽仁执政在于相信“人性善”,而苛刻执政在于践行“人性恶”,善恶之别,乃“闷闷”与“察察”之异。在老子看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福祸相依,正邪反复,善恶有变,“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道德经》第五十八章)圣人处事公正而不伤人,有棱角而不刺人,直率而不放肆,这是明君执政的最高境界。然而,历代君王因私之故,皆易行察察之政,明代的风闻言事沿着唐代武后之路到达顶峰,即是如此。皇帝若事无巨细,惨礉少恩,百官或人心涣散,人人自危,或沆瀣一气,欺上瞒下。有鉴于此,清代统治者对风闻言事在鼓励之后警惕性地加以限制,加上清廷大肆打压清流士大夫,读书人逐渐奴化,历经康雍乾三世的汉族士大夫领袖张廷玉久历官场只信奉“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即是范例,这可能正是风闻言事之制或者言官命运的“福祸相依”。

(作者:沈玮玮 张晨曦 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