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立体化的领袖风范

2019年7月23日 12:06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 字号:

◎陶建平

[摘 要]邓小平的领袖风范是立体的、光彩闪耀的。主要表现在头脑清醒,冷静理性;眼光深透,远见卓识;情系国民,开拓创新;负重担责,恪守原则;心胸宽和,信念不渝;文武双全,本领过人。

[关键词]邓小平;立体化;领袖风范

[中图分类号] D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270(2019)04―0017―05

[作者简介] 陶建平,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校(广西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广西领导科学研究会会长。

赫鲁晓夫在他的《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一书中记述到,1957年毛泽东访苏期间对赫鲁晓夫说:“看见那边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这里所说的“小个子”指的是邓小平。邓小平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2年了,但展现在他身上真切、生动、立体的领袖风范却光彩夺目、长存于世,值得后人景仰、学习和效仿。

一、头脑清醒,冷静理性

邓小平承认自己有头脑发热之时,但他办事情、处理问题,面临各种境况,一般都不会心血来潮、感情用事。

(一)苏区反围剿时他追随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反围剿早期,毛泽东坚持和实施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建立农村根据地的主张。这一切合中国革命实际的主张却被后来执掌苏区大权、照搬苏联革命模式的王明、博古等人斥为“右倾保守、逃跑退却路线”。他们剥夺了毛泽东的军职,只保留苏维埃主席这一空头衔。追随毛泽东路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所谓“毛派”被认定为“江西的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邓小平则被列为四人中的头子。[1]他们被勒令交枪离岗、接受批判。邓小平受到“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被发配到乡村劳动改造。这便是邓小平“三落三起”的第一落,即因追随毛泽东革命路线而致的“宁都落难”。历史发展证明,邓小平当时追随毛泽东是正确的,是头脑清醒的表现。

(二)“9·13”事件发生时反应理性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时候,在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的邓小平正在经历“三落三起”中的第二次落。11月6日,他与工人们一起听有关林彪事件的文件传达。在此过程中,邓小平一直静静聆听,未曾离开座位,也不曾和邻座的人说一句话。回车间讨论时,工友们七嘴八舌热烈发言。邓小平依然正襟危坐、沉默不语。回家以后,才对家人说了一句“林彪不死,天理难容!”其隐忍与绵里藏针之性由此可见。然而他对“9·13”事件的反应并未到此为止。在冷静沉默的思索中,他觉察到命运改变的时机将临。11月8日,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表达了粉碎林彪、陈伯达反党叛国集团的欣喜之情,同时反映了家庭生活中的一些实际困难,提出了重新投身工作的心愿:“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收到这封信后,毛泽东指示中央办公厅“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复出工作的问题没有明确回应。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在又一次听取有关林彪陈伯达集团的新文件传达后,再次给毛泽东上书,揭露自己所知林彪罪行,表达复出工作的愿望:“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岁了,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一些工作……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8月14日,毛泽东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有区别。”[2]这一批示为邓小平复出奠定了基础。1973年3月,邓小平奉命回京,4月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实现他“三落三起”中的第二起。

(三)反对个人崇拜,也反对过分突出自己

一方面,邓小平反对崇拜领袖个人。毛泽东多次重用邓小平,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也深知毛泽东英明伟大,并由衷敬重。1943年11月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说:“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这种事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很清楚。”这个结论既是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也是邓小平亲历和沉思的结果。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感受是发自内心的。尽管这样,但对毛泽东始终是既不盲从也不“盲崇”,没有表现出半点愚忠。他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个人的神化。……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3]另一方面,邓小平也反对别人过分突出他自己。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之后,他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现在外国报刊都是讲我在(中央)里边起了什么作用。有作用,主意出了一点,但主要的工作,繁重的事情,是别的同志做的……所以,不要宣扬我起的作用有什么特别了不起。”[4]“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事,无非是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党的这些政策也是由集体制定的。”在自身威望达到顶峰的时候,他仍能保持这样的清醒,更是令人感佩。

二、眼光深透,远见卓识

毛泽东曾经说,邓小平“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邓小平自己也说“对许多问题我是从大角度看,从大局看,从政治角度看的”。

(一)客观公正评价毛泽东

邓小平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复出后,对毛泽东同志的功绩与过错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解决了这一关系到党和国家团结、稳定大局的重要问题。首先,邓小平强调科学定位。明确提出三点:一是“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二是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三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他个人做学问的观点、主张的总汇;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思想、主张。其次,他明确指出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要从制度、体制上找原因。其错误主要不是缘于他的个人品质,也不能把错误都算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而是由于没有把良好的作风、路线、制度贯彻下去。群众路线被淡忘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出现了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此外,邓小平明确要求,不提毛泽东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5]同时还指出“中国现在所做的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6]

(二)带头打碎领导职务终身制

邓小平以高瞻远瞩的眼光洞察干部队伍老化的种种弊端,大力推动干部年轻化。他说“我们存在一个领导层需要逐渐年轻化的问题。我们需要带个头。过去没有规定,但实际上存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不利于领导层更新,不利于年轻人上来,这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7]他从自身做起、主动引退,为破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率先垂范。尼克松在《世界大角逐——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说:“一个共产党领袖如此体面、自愿地引退……是多么异乎寻常啊……邓小平曾说过:‘我要在脑子糊涂前退下来。’这句简单的话正是他伟大之处的有力证明。”

三、情系国民,开拓创新

邓小平爱国爱民的深厚情怀,勇于改革的开拓精神,是他一生奋斗的内在动力所在。

(一)情系国计民生,爱国爱民至深

“谁关心人民的问题,谁能帮助人民想办法去和敌人斗争,保护人民的利益,谁就是群众爱戴的领袖。”[8]关心、帮助和保护人民,“热爱人民,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深厚的情感寄托,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坚守的力量源泉。他反复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9]1997年2月15日(邓小平逝世前四天),邓小平夫人和子女致信党中央,郑重提出五点意见:邓小平逝世后不搞遗体告别仪式;追悼会在火化后举行;家中不设灵堂;捐献角膜,解剖遗体供医学研究;不留骨灰,把骨灰撒入大海。这些意见是根据小平同志的嘱托提出来的,也是很能体现他的爱国爱民情怀的。

(二)锐意前行,改革创新

这既表现在他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时推进治理整顿,表现出英勇无畏的精神,也表现在他多年力倡敢闯敢试,高扬改革开放旗帜。他一再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0]在摸清全部事实之前就试着推进,并为可能需要的事情调整留足余地。同时,他也包容改革差错,不许得过且过,形成鼓励改革、支持改革的风气。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鲜明的领导风范,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具有的历史担当。纵观邓小平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革故鼎新、一往无前的勇气,一种善于创造性思维、善于打开新局面的锐气”。[11]

四、负重担责,恪守原则

邓小平是一个敢于并善于担当,注重并恪守原则的领导者。

(一)跃进大别山,临危负重能担当

1947年6月后,蒋介石调集兵力重点进攻陕北与山东两个解放区。胡宗南部队重兵压境,党中央撤出延安。7月底,“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十天不到,就开始行动。”[12]“这是一个无后方作战的十分艰险的战略任务”[13],对于牵制敌人、扭转战局起到重要作用。邓小平说:“我们反攻以后,它(大别山)代替了敌人重点进攻的山东和陕北,是敌人兵力集中最多的战场……虽在全国范围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14]千里挺进大别山,突显了邓小平为了顾全大局而奋勇担当的精神。

(二)协理中苏关系,赢得高度赞誉

中苏关系是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时期最重要、最特殊的国际关系。邓小平协助毛泽东处理这一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1956—1963年间,他七次赴莫斯科,在各种场合反对苏共以“老子党、老子国”自居,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苏联共产党农民出身的固执的领袖像吞一颗苦果似地咽下了邓小平尖刻的话语。”[15]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我们常委里面,主要是邓小平同志出面跟赫鲁晓夫吵。”“成绩很大,应该说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基本上把赫鲁晓夫发动的反华攻势打下去了”“一个重量级拳师,事实就是这样,赫鲁晓夫都斗不动你,斗不过你。”[16]

(三)宁可再遭重谪,拒绝肯定“文化大革命”

1973年春,邓小平从江西回京,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同年8月进入中共“十大”中央委员会;12月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1975年1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第一的副总理。随后邓小平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大张旗鼓开展整顿。1975年11月中央政治局开会,病中的毛泽东通过他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表示,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统一认识,由邓小平主持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借用毛泽东将重新工作的老干部称为“桃花源中人”的比喻,作了如下回复:由我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明确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他非常清楚“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也非常清楚拒绝毛泽东这一提议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但依然坚决拒绝主持做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不愿在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妥协、退缩。这最终导致了他陷入“三落三起”中的第三落。

五、心胸宽和 ,信念不渝

邓小平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工作关系,表现了崇高的人生境界和坦荡的胸怀。

(一)广泛团结,不搞小圈子小派别

在革命、建设生涯中,邓小平与许多战友、同事都保持良好的友谊,从来不搞小圈子、小派别。他在1989年5月底同两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别、小圈子……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能容忍各方面、团结各方面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自我评论,我不是完人,也犯过许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过去我调任这样那样的工作,就是一个人,连勤务员都不带。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17]

(二)乐观坦荡,不因遇困受挫而失望

这既是邓小平的生存策略,也是他的生命境界。他说“我是三上三下的人,对什么问题都持乐观的态度”[18],“我之所以能经受如此多的打击,是因为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从不失望,因为我知道,政治犹如大海的波浪,人在上面时而上,时而下。”[19]一些老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打倒后自杀身亡或神经错乱、抑郁致病,邓小平却能够安然无恙地度过苦难岁月。“在逆境之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20]看得通透,故能豁达乐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坦荡无私,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光辉的人格魅力,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锤炼的品质修养……他一生‘三落三起’都是因为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每次被错误批判打倒都豁达乐观、沉着坚韧,对未来充满希望。”

(三)信念坚定,不因时移势易而改变

不管是年轻时期还是年老阶段,不管是时局顺利还是形势恶劣,邓小平对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始终坚定不移。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年轻的邓小平在《来俄的志愿》中就表示:“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重挫,一些人感觉迷茫无望之时,年近九旬的邓小平表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21]近年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六、文武双全,本领过人

文武双全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22]“小平文可以与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与林彪、彭德怀相比。”[23]

(一)少年老成、多岗多能的宣传工作者

1922年夏,邓小平在法国加入旅欧少年共产党,为机关刊物《少年》刻蜡版、油印。1923年2月,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邓小平为机关刊物《赤光》当编辑和撰稿人。1933年8月至1934年12月,邓小平任红军总政治部《红星报》主编。《红星报》在他手上共编印70多期。每五天出一张报,每期近万字,从组稿、改稿,到编辑、设计与校对,几乎都由他承包。

(二)脚踏实地、富有创意的问题研究者

作为一个真正的“实事求是派”,邓小平总是关注实际,及时发现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分析,提出创造性解决之道,并向中央报告,获得广泛推行。1947年底,刘邓大军开始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发动群众进行土改,把地主的粮食、浮财分给群众。后来发现,新政权在白天把地主的东西分给群众,群众却在晚上把东西悄悄地归还到地主家。他们缺乏安全感,担心解放军一旦撤离,地主的反攻倒算会变本加厉。经过深入调研,邓小平向中央建议:在没站稳脚跟之前,新解放区不宜土改,应采取稳妥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政策。毛泽东批示:“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报告非常之好,立转各地仿办。”1951年5月9日,邓小平向中央报告西南地区土地改革的情况。一周以后,毛泽东将报告转发全国,批语:“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他在报告上不时亲笔批注:“所有这些都很好,都值得庆贺,一切尚未做到这一步的地方都应这么做”,“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各地都应这样做。” [24]在1952年邓小平赴京工作之前,毛泽东极少跟他直接接触,主要是通过他提交的报告来观察了解他。邓小平的报告具有中心主题明晰,简明扼要;语言精练朴实,干净利落;举措切合实际,实操性强等突出特点。毛泽东认为“看邓小平的报告,好像吃冰糖葫芦”。

(三)经验丰富、功勋卓著的军政领导者

邓小平长期投身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既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党政领导者。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他先后组织领导广西百色、龙州起义、创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央苏区会寻安(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军政兼任、勇挑重担,不畏艰险、出奇制胜,一直处在战略全局的关键位置,处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特别是先后同刘伯承、陈毅等同志一起,开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组织实施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进军解放大西南,建立了赫赫战功”[25],积累了全面的军地领导工作经验。到中央工作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任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后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长,后来当选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积累了全面的中央领导工作经验。

[注 释]

[1]萧诗美.邓小平智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5.

[2]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大象出版社2004:318.

[3]刘强伦,汪太理.邓小平卓越智慧[M],红旗出版社,2009:140-142.

[4][10][12][13][17][2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83, 372, 339, 186, 300-301, 382-383.

[5][6][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08,347-348,309.

[8][14]邓小平文选: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41, 99.

[9][11][25]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人民日报.2014-8-21.

[15]乌利·弗兰茨.邓小平传[M].转引自孟庆春.跟邓小平学忍耐力[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255.

[16][23]陈澍.邓小平三落三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49,54.

[18]刘金田.邓小平的历程(下)[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4:284.

[19]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180.

[20]毛毛.在江西的日子里[EB/OL].人民网,http://jx.people.com.cn/n/2014/0817/c365340-22013494.html.

[22]汪东林.梁漱溟与毛泽东[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18.

[24]莫志斌.邓小平与毛泽东——伟人的交流与评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98-99,133-134.

(责任编辑:李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