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实践论》学习用学术讲政治

2019年8月30日 10:59 来源:学习时报 字号:

《实践论》是毛泽东在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的讲稿,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优秀文化为师承,以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为核心,通俗而又深刻地阐发了实践和认识的相互关系问题,为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认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也为坚持用学术讲政治树立了光辉典范。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几点启示。

坚持用学术讲政治,就要向《实践论》学习,善于从哲学层面总结经验,提炼带有本质性、长期性、根本性的时代问题。1937年的毛泽东何以要研究和讲授哲学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根本目的是要解决中国革命碰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问题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缺乏成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进程中曾经历了“两起两落”的曲折过程,即工农民主运动的兴起与大革命的失败,土地革命运动的兴起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革命何以会跌跟斗、犯错误、走弯路?这是摆在全党面前亟待解决的最为紧迫的问题,必须总结经验。然而有人却认为,革命遭遇挫折,“非战之罪,乃天亡我”,这是把革命失败简单归因于客观因素。对此,毛泽东分析指出,革命失败固然有敌我力量悬殊等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党自身的原因,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军事冒险主义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要赢得革命的胜利,就要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然而,毛泽东又认为,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仅仅着眼于政治和军事等层面还是不够的,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是什么?特别是,我们党何以在犯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之后,又连续三次犯了“左”倾错误?对此必须要从哲学高度加以反思。在认真研读哲学经典和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得出结论认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中国革命屡遭挫折,其根源正是认识路线出了问题,即“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导致在实际工作中或者犯了“思想落后于实际”“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的右倾机会主义,或者犯了“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的“左”翼空谈主义或冒险主义。因此,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带有本质性、长期性、根本性的时代课题是实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不断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也正因此,“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构成了《实践论》的核心主题。上述分析表明,从中国革命为何失败的实践之问,到机会主义何以源起的理论之问,再到知行关系如何统一的时代之问,《实践论》实现了现象性问题向本质性问题的转化,以哲学自觉深化了对时代课题的再认识。

坚持用学术讲政治,就要向《实践论》学习,善于用新眼光思考时代问题,提出思想创见并建构严谨的分析框架。主题明确之后,更加重要的是如何将前人留下和时代提出的问题置于思想史的语境和革命的历史时空之中,以独有的方式提出独具慧眼的新见并合乎逻辑地铺展开来。认识和实践即知与行的关系问题,对人类而言是极端重要且永远无法摆脱的普遍性问题。古今中外的哲人们既相互驳难又彼此启迪,在不断破解前人留下的理论困境的同时也为后来者开辟了新的思想生长点。通过深入思考和批判分析“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毛泽东得出结论认为,在知行关系问题上,无论是传统中国围绕先后、难易、轻重等问题展开的思想辨析,还是传统欧洲流行的“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分析逻辑,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性,但它们在认识论的全体上是错误的,因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只有马克思主义彻底批判了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坚持“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基于实践真正解决了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和检验标准等一系列根本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知行关系问题的重大贡献。然而,毛泽东又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在知行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需要沿着经典作家开辟的道路进一步考察“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的“认识的发展过程”。对此,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关于人的认识问题的谈话中曾明确指出:“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这个道理中国的古人也没有讲清楚。”正因此,《实践论》的重点就是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向斯诺所介绍的“是讲认识过程,说明人的认识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又向什么地方去”。围绕这一核心问题,他创造性地建构起了“三阶段两飞跃”的具体认识过程的分析框架,认为人的认识具体表现为基于实践的从感性认识阶段到理性认识阶段的第一次飞跃和从理性认识阶段回到实践阶段的第二次飞跃。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概括形成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认识总过程的分析逻辑,认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表明,从东西方思想传统的梳理分析,经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精辟概括,再到认识过程分析框架的形成和展开,《实践论》提供了思考知行关系问题的新视角,清晰明确而令人信服地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理论创见,推进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时代化和中国化。

坚持用学术讲政治,就要向《实践论》学习,善于在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展开思想观点的阐发和运用,形成独特的理论和语言风格。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既将知行关系的动态性学理阐述置于东西方思想史的深厚传统之中,通过比较分析既扬人之长又察人之短,实现了已有成果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正是在全面考察以往旧唯物论根本缺陷的基础之上,他精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认识论领域实现的革命性变革;也是在深入分析马克思、列宁以及中国传统思想家所留下的理论缺憾的基础上,毛泽东确立了认识过程的动态演进及其发展规律这一《实践论》的核心论点和相应的分析框架;又是在同思想史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传统的全面比较之中,毛泽东具体论证了认识过程中两次飞跃理论的合理性。《实践论》向世人展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对时代课题的哲学洞见,它是科学的历史哲学。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又将抽象的理论阐述融入中国革命的历史时空之中,在正面和反面、主观和客观、观点和方法的统一中把知行关系问题讲清、讲新了。《实践论》通篇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和唯心论、马克思主义和机械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正反两方面的比较分析,强调中国革命必须坚决反对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既要重视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致力于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能动飞跃,更要注重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能动飞跃;《实践论》通篇贯穿着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相统一的根本要求,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在这“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承担着“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神圣使命,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左”倾和右倾错误;《实践论》通篇贯穿着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相统一的基本原则,自觉地将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例如实践第一与调查研究的统一,科学抽象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统一,理论向实践的飞跃与提出计划、方案、任务的统一,再实践、再认识与总结经验的统一,坚持辩证唯物论与反对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统一,如此等等。正因此,《实践论》是实践的革命的哲学。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还将思想逻辑的演绎置入中国人民的鲜活实践之中,用丰富的案例、生动的语言讲活了理论。他娴熟地运用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中国典故、中国成语、中国风俗、中国经验等,通俗又极富新意地阐发思辨性的哲理,展现出了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特点。例如“失败乃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历史典故,“吃梨子”“跌跤子”的方言,“让我想一想”“没有把握”的日常话语,尤其是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了解,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洞察,战争领导者对战争规律的把握,干部战士对工作内容和环境的掌握,新来者对延安的观察等认识案例,无不散发出浓烈的中国气息,凝聚着百姓的实践智慧,是从不同角度对知行关系问题的科学诠释。也正因此,《实践论》被公认为是大众的哲学、人民的哲学。

总之,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学术讲政治,就要像《实践论》那样,善于在与传统的对话和时代的共振中总结提炼带有本质性、长期性、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善于通过和历史传统、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开阔新视野、提出新观点、建构新框架,善于用生动鲜活的中国经验、中国典故、中国成语、中国风俗深入浅出地阐释新理论,为今天这个充满风险和挑战的不确定性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思想。(何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