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的领导力与汉帝国的创立—— 《史记》中的领导智慧

2019年9月18日 13:32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 字号:

◎赵璐璐

[摘 要 ]《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史学研究范式和叙事手法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记·高祖本纪》通过生动的叙述,聚焦于刘邦的诸多领导才能,塑造了汉高祖刘邦作为汉朝开国皇帝的形象,揭示了刘邦的领导力与汉帝国创立之间的密切关系,也为当下从传统文化中汲取领导智慧提供了经典文本。

[ 关键词 ]《史记》;刘邦 ;领导才能

[ 中图分类号 ] K827 [ 文献标识码 ] A [ 文章编号 ] 2095― 7270(2019)05― 0116― 04

[ 作者简介 ] 赵璐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教授。

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历程中,史学具有重要的地位。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 :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唯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为最发达。”作为第一部纪 传体史书,《史记》的问世,在中国史学发展 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史学作为一门独 立的学问,从经学中分离出来,获得了独立的 地位。

《史记》在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三个方面,规范了史学本身作为一门学科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遵循的方法,从此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得以确立。两汉以后,在目录学分类上,史籍已独立成部,东晋李充著《四部书目》,史部便位居第二,这种地位一直延续到后代。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的凸显,是与司马迁及其《史记》的首创之功分不开的。

除了促使史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外,《史记》还奠定了中国史学的叙事传统。司马迁在《史记》的写作中创造出了“寓论断于叙事之中” 的方法。也就是通过客观的叙述史实来体现主观的评价,在叙事的过程中,把自己对人物、事件的态度表现出来。清代顾炎武说 :“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对于司马迁的叙事才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样一种方式看似简单,但却是对史家剪辑史料能力和历史判断能力的巨大考验。凡是历史人物,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对历史人物的记载,也应该如实写出长短两方面。但是, 如果不分轻重主次,实际上将影响读者对历史大事和人物的认识,也不是司马迁“成一家之言” 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司马迁在叙事当中是有其主题的,根据主题的不同对史料进行甄别和排列。

例如《高祖本纪》详细记述了刘邦由起事反秦、楚汉相争,到统一国家、建号称帝的过程, 对于刘邦取得成功的各种措施都做了生动的描绘,意在说明刘邦的胜利绝非偶然。从成就大事的主要方面看,刘邦有智谋、有远见、善于用人、听从意见,的确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 而《高祖本纪》将这些通过叙事都充分表现了出来。经由司马迁的描绘,汉高祖刘邦具有的各种领导才能跃然纸上,也借此揭示出刘邦个人的领导能力对汉帝国建立和延续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善于听从建议

刘邦的领导才能之一就是善于听从建议。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 :“汉元年(公元前 206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 :‘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 ;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乃以秦王属吏,遂西入咸阳。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刘邦进入关中后,接受了秦王子婴的投降,本想进驻秦朝宫殿,但是同行的大将樊哙和谋臣张良都认为不合适,劝谏于他,刘邦于是听从建议,带领大军驻扎在霸上而将秦朝的宫殿和府库封存。刘邦个性颇有些贪财好色,这从《史记》的《留侯世家》便可得知,他欲入住秦朝宫殿, 自然也与此有关。然而在重大决策方面,他能够抑制个人的欲望,听从更为合理的建议,这是刘邦所具有的一种领导者的品质。

通观《高祖本纪》, 在除此之外许多决策中,刘邦都能够摒弃自己不完善的意见,选择更为合适也被未来发展证明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意见。比如韩信破齐之后,使人言曰 :“齐边楚,权轻,不为假王,恐不能安齐。”表露出自己要当齐王的野心。刘邦很生气,当时就想出兵攻之。不过张良劝他道 :“不如因而立之,使自为守。”主张时机未到,还是应该通过封韩信为齐王来安抚他,并让他驻守齐地以挡楚军进攻。刘邦接受了张良的意见,于是派遣张良拿印绶前往齐地立韩信为齐王。这一举措稳住了韩信, 使得韩信总体上仍是刘邦的重要助力。楚、汉订盟后,刘邦本想退兵,张良、陈平说曰 :“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刘邦于是全力追击楚军,后会同韩信、彭越等人率领的汉军, 在垓下一战重创楚军,项羽于是在乌江自刎而死。如是者颇多,可以说,刘邦从起兵之初开始, 就是在一次次重大决策中不断壮大,最终得以在楚汉相争中获胜并建立汉王朝。

二、重视法令制度

其二,刘邦重视制度的作用。在驻军霸上之后,刘邦召集当地父老豪杰说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 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 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这便是有名的“约法三章”。通过除去秦法,定立新的制度,刘邦很好地争取到了关中民众之心。因此,这一新规定立后,关中百姓大喜,争相拿来酒肉慰劳刘邦的部队,刘邦又不接受,并说 :“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大家自然更为欣喜,都希望将来刘邦来当关中之王。这与后来项羽入关后,屠烧秦朝宫室,所过无不残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当时虽有先入关中者为王的约定,但是,刘邦是否真能立足关中,也许他心中也难以确定,可刘邦深知定立新法可以达到安定、收拢人心的目的,这也是他作为一名领导者的远见卓识。

汉初天下大定,刘邦又命萧何作律,《汉书·刑法志》云 :“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制定了之后汉律的蓝本《九章律》,也成为后世历代传统律令之宗。这都体现出刘邦重视制度、以法立国的指导思想。

三、关心民生民意

刘邦在霸上与乡亲父老“约法三章”,除了体现出重视法令的一面,也反映出他对民生疾苦的关心。之后更是下令不食民粟,不加重当地百姓的负担,从而获得了关中父老的称赞和支持。随后,在汉二年(公元前 205 年),刘邦出兵据有关中后,下令原属于秦朝的苑囿园池, 都让百姓开垦耕种,并出函谷关到达陕县,抚慰关外父老,对新占有地区的民生问题始终十分关注。在楚汉相争胜利后,刘邦罢天下兵, 将士兵都遣散回家,同时发布命令 :各诸侯子弟愿意留在关中的,免除赋税徭役十二年;愿意回到封国去的免除赋税徭役六年,均由国家 供养他们一年。汉朝在楚汉相争后顺利建立和巩固,和刘邦这些使百姓得以生息,民心得以凝聚的措施是分不开的。汉八年(公元前 199 年),萧何负责营建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刘邦出兵回到长安后,见宫殿甚为壮丽,非常生气,对萧何说 :“天下匈匈苦战 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不愿 耗费民力兴建过于奢华的殿宇,直到萧何解释 “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才最终作罢。可以说,刘邦从重视民生、稳定统治的角度制定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对西汉初期经济的恢复、民心的安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四、知人善任

其四,刘邦知人善任。可以说刘邦的用人才能和识人之明是汉朝得以成功创立乃至延续的关键因素。天下大定,刘邦即皇帝位之后, 曾在雒阳南宫置酒。席间君臣之间有如下一段对话,高祖曰 :“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 :“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 :“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 给馈馕,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 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刘邦对自己的用人能力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能够战胜项羽夺得天下,主要就是因为善用萧何、张良、韩信等在各方面具有突出才能的人。的确,一位领导者不必事必躬亲,也不可能具有各方面的专业才能,他的核心任务是发现人才并将之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上,从而发挥每一个下属的能力。

而且刘邦对他了解和共事的下属很信任。

《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投奔刘邦之初, 只是担任低微的官职,但萧何却认为他有奇才。后韩信出走,萧何连夜去追,甚至没有来得及 禀报刘邦。刘邦听人言萧何亡走,如失左右手, 不出一两日,萧何归来,“上且怒且喜,骂何曰 : ‘若亡,何也?’何曰 :‘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 :‘若所追者谁何?’曰 :‘韩信也。’上复骂曰 :‘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 ;追信,诈也。’何曰 :‘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 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 ;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王曰 :‘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何曰 : ‘王计必欲东,能用信,信即留 ;不能用,信终亡耳。’王曰 :‘吾为公以为将。’何曰 :‘虽为 将,信必不留。’王曰 :‘以为大将。’何曰 :‘幸 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 :‘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 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 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刘邦拜韩信 为大将军时还并不了解他的才能,但是因为萧 何的推荐,刘邦便毫不犹豫地将军中大将军之位授予了韩信,并大礼以示郑重,这实源于刘 邦对萧何的信任。可以说,刘邦用人不疑也是他得以成功得到众多“人杰”效力的重要原因 之一。

刘邦的识人之明,还顺利保证了汉王朝的延续,避免了“诸吕之乱”可能造成的危机。在刘邦去世之前,《高祖本纪》记载了他与皇后吕雉之间的这样一段对话。吕后问 :“陛下百岁之后,萧相国既死,令谁代之?”上曰 :“曹参可。”问其次,上曰 :“王陵可,然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 :“此后亦非而所知也。”吕后询问萧何去世之后的丞相人选,刘邦先提到了曹参,然后提到王陵和陈平,最后特别说可以任命周勃为太尉,在吕后再问后,他从容言,这之后大概你也不必操心了,也就是说吕后亦寿元将尽了。

刘邦去世后,孝惠帝即位,但大权为吕太后所把持。吕后忠实执行了刘邦的用人安排, 在萧何死后任用曹参为相。曹参不改萧何为相时期的大政方针,崇尚清静,无为而治,留下了“萧规曹随”的典故。至孝惠帝六年,曹参病逝,于是吕后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这也仍旧是刘邦生前的人事安排。

孝惠帝不久病逝,吕后立惠帝子而临朝称制,成为汉朝的实际最高领导者。吕后想立吕氏诸人为王,和丞相等人商议,问右丞相王陵。王陵曰 :“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王陵认为立吕氏为王违背了高祖所言“非刘氏不王”的政治盟约,表示不同意。太后于是很不高兴,再问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陈平、周勃等说 :“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 无所不可。”赞同了吕后的提议。下朝后,王陵责备陈平、绛侯周勃说 :“始与高帝喋血盟,诸君不在邪? 今高帝崩,太后女主, 欲王吕氏, 诸君从欲阿意背约,何面目见高帝地下?”陈平、绛侯曰 :“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 ;夫全社稷,定刘氏之后,君亦不如臣。”(《吕太后本纪》) 王陵直接否定了吕后想要立诸吕为王的议题, 而陈平和周勃则表示赞同。王陵于是责备二人, 认为他们没有忠实维护高祖时的政治盟约,但是陈平等人并不认同王陵的直言不讳,在他们看来,虽然当面否定的确体现出维护刘氏、不作妥协的政治风骨,可从长远看,如要真正保全刘氏江山,暂时退让方为上策,王陵无言以对。从王陵和陈平二人对待封诸吕为王一事的态度, 可更加深刻体会刘邦当年对此两人的评价,即王陵性格颇为憨厚,但陈平则更富有才智。因此王陵选择直接否定了吕后的提议,陈平则认为吕氏目前强势,只有稍稍退却,才有机会重振刘氏江山。公元前 180 年(高后八年),吕雉病逝,但吕姓之王仍大权在握,于是汉朝诸臣谋诛其夺权。当时赵王吕禄、梁王吕产各将兵居南北军, 把持军队,太尉绛侯周勃不得入军中主兵。曲周侯郦商年老且病,其子郦寄与吕禄交好。周勃与丞相陈平谋划,使人劫持郦商。令其子郦寄前往劝说吕禄归封地,交出兵权。吕禄最终解上将印,周勃得以掌握北军。周勃又与陈平、朱虚侯刘章等合谋诛杀吕产,最终得以控制局势,平定诸吕之乱。而后汉室群臣谋议令代王即位,是为汉文帝,在吕后专权多年之后,重新使得刘氏子孙真正重掌大权。周勃在平定诸吕之乱中贡献至伟,刘邦当年所说“安刘氏者, 必勃也”的预言得以应验。可以说,汉帝国得以渡过创立以来的一大危机,延续刘氏的统治, 与刘邦政治遗嘱中的用人安排关系密切,刘邦识人用人之高明,由此鲜明彰显。

作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刘邦善于听从建议、重视法令制度、关心民生民意、知人善任,《高祖本纪》将刘邦这些主要方面通过叙事的手法充分表现了出来。当然,刘邦也有许多人性上的缺陷,史家也不可回避,因此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写了刘邦的贪财好色 ;在《项羽本纪》中写了刘邦的卑怯自私 ;在《季布栾布列传》中写了刘邦的忘恩负义 ;在《淮阴侯列传》中写了刘邦的阴险残忍等等,这便使后人对于刘邦的真实形象有了全面的认识,但是又不会过度影响刘邦在《高祖本纪》中呈现出的主要领导特点。所以,司马迁对史料的取舍,在一篇传记中对人物生平的叙述,是与其对这位历史人物的评价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将论断寄于叙事之中的写作方法和史学理念,一直为中国传统史学所秉承。

通过《高祖本纪》和《史记》相关纪传的记载, 司马迁将刘邦身上的领导才能充分地给予了描绘,塑造出了一位具有卓越领导力的人物,也解答了刘邦得以在秦末群雄争霸和楚汉相争中获胜、最终建立汉朝的原因所在。

(责任编辑:王 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