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实事求是是要付出代价的” —— 哲学家杨献珍的理论品格

2019年9月18日 14:53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 字号:

◎李秀潭

[作者简介] 李秀潭,原中央党校研究室主任、教授。

岁月匆匆。杨献珍师仙逝已 27 个春秋。夏夜万籁俱寂,展读杨老题赠的《杨献珍文集》, 追忆 40 年前同他相见的情景,思绪难抑。

杨老是我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早在上海读大学时,就从批判他的文章中感受到他的思想力量和人格魅力。但第一次同他接触,却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

当时,自己在中央党校理论部哲学专业学习。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全党解放思想空气甚浓,理论界一派生机。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自己结合学习,对 20 世纪 50 年代末以来“左”的错误从哲学角度进行反思。由于当时“左”的流毒和影响尚未消除,刘少奇尚未得到平反,作为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理论家” 的杨老处境十分艰难。他仍被作为“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三次斗争”的对象受到批判,而杨老的反驳文章却无法在中央报刊上发表。

在这种政治气候下,自己作为理论界后辈, 撰写一篇《评关于“机械唯物论”批判》的文章, 对当时理论权威的所谓“三次哲学论战”观点提出质疑,对杨老的观点给予肯定。文章寄到《光明日报》,得到哲学组编辑、后任《光明日报》副总编李景瑞的赞同。文章清样送到总编杨西光那里,但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当时未能发表。几个月后,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刘少奇彻底平反,此文才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公开发表,并被《新华月报》(《新华文摘》前身)转载。也许自己这篇文章是全国较早为“三次哲学斗争”翻案的,所以在理论界产生较大反响。杨老当时看到此文十分高兴,让秘书李宗禹打电话约我去他三里河家里见面。他谈及后半生的坎坷遭遇,并签赠他的论著《什么是唯物主义》《论党性》两书给我作纪念,蕴藉策勉期许之意。

一、“肯定—否定—再肯定”的坎坷人生

杨老是 1926 年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在中共武汉市委机关,他曾亲耳聆听并热心支持毛泽东宣讲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 年“四·一二”大屠杀血迹未干,国民党反动派以“共党嫌疑”之名将他投入武昌第一模范监狱。经地下党积极营救,于 1929 年9 月走出黑牢,受党的委派前往上海,在中共中央文委领导下,以开办书店为掩护,出版马列译著及其他进步书籍。在这时期,他研读了大量马列原著,为以后成为哲学工作者打下了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1931 年春,杨献珍接受党组织指示,前往天津执行特殊任务。因叛徒告密,再次被关进政治犯的集中营“北平草岚子监狱”。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魏文伯等共产党要人都被关押在此。在被监禁期间,他们办起“狱中党校”,由杨担任学习委员会负责人。没有学习资料, 秘密党支部通过关系买通看守人员,从狱外“六国饭店”买来外文书刊,其中有马列著作。杨献珍利用自己在国立武昌商专读书时学习的英语,将英文书刊译成中文供难友们学习。这座特殊的党校,和杨老终身从事党校教育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6 年 9 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中央的营救下,杨献珍出狱,前往山西太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走上了抗日前线。1940 年 1 月, 杨调北方局任秘书长,并兼任北方局党校党委书记和教务主任。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党校教育生涯。1945 年赴延安,任中央党校教务处第一副主任。1946 年任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副校长。1948 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马列学院,院长为刘少奇,副院长陈伯达,杨献珍任教育长。1953 年杨任副院长。1954 年任党委第一书记。

1955 年 8 月 1 日,中央马列学院更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杨任第一书记兼校长。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和中期,是杨献珍人生的黄金时期。他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个大党,领导着世界上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建设社会主义, 伟大而艰难的事业必须用正确的理论作指导。中央党校作为中央直属的马克思主义训练基地, 是党的最高学府,理应为党的事业提供正确的指导思想。在此期间,他在搞好领导工作的同时, 将主要精力用于教学和写作,坚持给学员讲课, 特别是各种班次哲学课的主讲,尽瘁于党的教育及学术事业。他深受学员爱戴,桃李满天下。在这个岗位上,杨老辛勤耕耘十余载,成为党和理论界公认的、德高望重的党校教育家。回顾这个时期的工作,杨老满意地说 :“这个时候,我是被‘肯定’的。”

然而,人生同自然规律一样,随时潜伏着不测风云。在杨老后半生中,他先后经历了几多风风雨雨。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他针对学术界关于我国经济基础是单一社会主义经济的观点, 撰写《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一文,提出我国经济基础包含五种经济成分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到 1958 年大跃进时期,他反对和批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唯心主义观点,直至 60 年代提出“合二而一”,反对片面强调“一分为二”的斗争哲学,杨老就一直被作为“哲学上两条战线斗争”的机械唯物论代表和“修正主义理论家”遭到批判,最后被关押、流放到陕西潼关。回顾这段岁月,杨老不无幽默地说 :“这个时期我是被‘否定’的。后来被开除党籍,连党员也给‘否定’了。”

十年浩劫结束后,在胡耀邦同志亲自督办下,杨老得到彻底平反。就在曾经召开过他的批判大会的党校大礼堂里,中央党校为他召开平反大会。他被聘为中央党校顾问,又重新走上了党校讲台。“平反大会是‘否定之否定’的大会。这个时候,我又是被‘肯定’的”。杨老追忆自己一生“肯定——否定——肯定”的坎坷历程,十分感慨地说 :“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唯物主义必然为自己的胜利开辟道路。”

二、“坚持实事求是是要付出代价的”

杨老在回忆历史谈及 1958 年大跃进时,神情凝重地表示 :“世事艰难,直者受祸。坚持实事求是是要付出代价的。”

1958 年,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全民激情迸发的年代。1957 年 9、10 月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修正草案。《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提出在农业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1958 年 1 月南宁会议,提出“不断革命”的问题。3 月成都会议,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8 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大跃进的热潮。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全国范围内许多地方出现了虚报高产、竞放“卫星”的现象。以高指标为特征的浮夸风逐渐在全国蔓延滋长。有些理论工作者和新闻记者,也在报刊上写文章推波助澜,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思想有粮就有粮,思想有钢就有钢”。

当时,中央党校根据中央指示,除新疆班和自然辩证法班外,普通班、研究班及其他各种班次一律停办,工作人员大部分下放到河南登封、山西太谷、湖南邵阳以及上海等地工厂、农村劳动锻炼。在全国城乡上下一片跃进声中,那些不符合我国实际的决议、社论、文章,引起杨老这位哲学家的警觉。1958 年秋冬,杨老到天津小站、河北徐水、河南新乡、遂平、登封以及湖北等地考察,了解到一些干部为了“跑步实现共产主义”,在“公社化”时剥夺农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强迫群众和基层干部虚报产量,作浮夸计划,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杨老对这些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做法深恶痛绝,异常气愤。他怀着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责任心,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在讲课做报告时,对此进行措辞尖锐的批判。他的耿直与执着,闻名于中央党校。人们常以“胆”“识”来区分学者和思想家。有识无胆者,可成为学者 ;而有胆有识者,才能成为思想家。从杨老对 1958 年唯心主义泛滥开展批判的胆识中,我们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1958 年 11 月,他给新疆干部班和自然辩证法班讲《哲学上最根本的问题——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时说 :“现在的敢想、敢说、敢干离开了唯物主义。”1959 年 4 月,他在上海市委党校部分负责干部座谈会上说 :“有个地方被称为‘哲学之乡’。提出要超鞍钢,超美国,超苏联。有些人根本不知道鞍钢是个什么概念,更不要说美国、苏联了。”“去年批判唯条件论,结果变成‘无条件论’。有个地方为了“放高产卫星”,动员几千人把许多亩麦子拔下来,栽到一亩地里去,让人参观。”1959 年 6 月,他在全国文联学习会上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指出 :

“去年刮‘共产风’时,有些人认为,除了老婆以外,或者说除了一双筷子一个饭碗以外,其他一概归公,就是‘共产主义’。这样的共产主义比起老空想社会主义还要等而下之。可以叫做‘叫化子共产主义’,叫化子只有一个讨饭碗, 一根打狗棍。”

1959 年 6 月,他和河南省委党校、抚顺市委党校参观组座谈时说 :“要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狠狠批判唯心主义。”有些人说什么“不虚报就 不能鼓足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 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有的违背古人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朴素唯物论思想,大肆宣传“巧妇能为无米之炊”的唯心主义。还有一个地方办了一个火箭师范学校,要求“苦战半月,初中毕业,再苦战半月,高中毕业。搞唯心主义到了这般地步,不出大乱子,势无天理”。“列宁说 :‘唯物主义本身就是党性’。个人搞唯心主义,个人就要倒霉,全党搞唯心主义, 党就要垮台。这是用人民和干部的鲜血换来的教训。”

1959 年夏天,杨老在同中央宣传部政治经济学班谈话时指出 :马克思认为,在理论上不把最好的东西送给工人阶级就是犯罪。可是这些年来,革命调子高入云霄,马列主义却不见了。据说某县有个哲学讲师团,有两万人,上有老太太下有五六岁的小孩子。其中有什么哲学秧歌、哲学相声,还有开展吃饭竞赛的,唯心主义已经进入吃饭领域了。

1957 年下半年,高级党校要恢复开课,下放在各地的教学干部和行政干部要调回党校。他们路过某省委机关,省委第一书记接见他们, 征求对工作的意见,并说 :“我们的缺点很多,就是浪漫主义多了一点。”杨老对此评论说 :“他太谦虚了,不是只多了一点儿。他们的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

杨老这个时期的讲课、谈话及做报告,都离不开对当时实际工作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作风的尖锐批评。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解决实际问题的热情和执着,已达到“虽九死而无悔” 的境界。鲜明地表现出杨老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品格和不看风使舵、不说假话的高风亮节。为理论界树立了坚持唯物主义的榜样,但也由此闯下了大祸。

1959 年 7 月至 8 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并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康生危言耸听地提出 :“庐山会议期间,杨献珍和彭德怀一文一武,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 相互配合,向党进攻。”并召集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会,先后举行了 23 次全体会议,对杨进行了长达六个月的批判。随后将杨降为副校长。以后,又联系到 1953 年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讨论、1957 年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讨论以及后来“合二而一”所谓罪状, 上纲为“哲学战线上的三次斗争”,使学术问题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中央和地方报刊铺天盖地,举行全国性的大讨伐,成为杨老生平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事件。结果,杨老被罢掉中央党校的一切职务,逐出校门,“调”往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有名无实的副所长,接受改造、考察,以观后效。直至十年浩劫中,被造反派从哲学所揪回党校批判,关进私设牢房和德胜门外的白庙监狱,使他经历近 20 年的苦难岁月。

三、“辩证唯物主义为立身行事之本”

1980 年 7 月中旬,中央党校理论部哲学班毕业前夕,学员向党校领导反映,希望杨老与大家见面。

7 月 14 日上午,杨老在中央党校原哲学教研室主任、后任党校副校长的韩树英陪同下, 来到党校礼堂东侧阶梯教室,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哲学专业班学员,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对这位哲学界前辈的敬意和欢迎。目睹此情此景,杨老十分激动。他在讲话中首先要求大家“不要作空头的理论家或哲学家”。他说 :积 30 年的观察和经验,深感有的人搞了一辈子哲学,却始终没有弄清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他希望大家永远记住列宁的一句话 :“离开了唯物主义,不仅是错误的、危险的,而且是反动的。”“我们不仅在实际工作中要牢牢记住这句话,而且要永远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立身行事之本。”他言教如是,身教也如是。

顺时而生和异世而立,是学术的两种品格。杨老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经历了清朝、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各个历史时期,度过了艰难而坎坷的革命生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卓尔不群,特立独行,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对待一切事物。正因为如此,也就多次招致飞来横祸。他一生生命时间差不多有六分之一是在监狱中度过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坐的是国民党的牢,合计七年。第三次坐的是革命的牢,共八年。但是,就在身陷囹圄境况下,他也不屈不挠,利用专案组要他写检查的笔和纸,不断写申诉材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观点(这些申诉材料和文章,后来汇编成《我的哲学“罪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在逆境中, 以《三国志》曹丕一篇《令》中引用的两句话自励, “石可破而不可夺坚,丹可磨而不可夺赤”。

1978 年底,杨老劫后余生回到北京。他对前来探视的同志说 :“我一生行事,可以借用两句古语来说明,‘外无惭于清议,内无疚于神明’。这里有做人的经验,就是相信党,相信唯物主义。”

1980 年 11 月 16 日,中央党校召开了“杨献珍同志平反大会”。84 岁的杨老在平反大会上, 对自己遭到迫害的情况讲得很少,更多的是讲他个人的教训,就是一定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他说 :“我这个人学了一点唯物主义,但在实践中还是有些地方离开了唯物主义原则。”例如1944 年北方局党校整风审干中的偏差,1957 年反右运动的扩大化,都曾伤害过一些同志。“这些缺点错误,不论从党的政策失误来说,还是个人责任来说,归根到底,都是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他表示要在有生之年,同大家一起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人生艰难。一个人的命运包含幸运和厄运。如何对待厄运,是判别人生态度和精神操守高下的试金石。杨老作为一个受过近 20 年迫害的人,在为自己平反的大会上没有倾诉自己的冤屈,却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武器,进行自我批评。这是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气度和理论品格。

杨老说 :“每个人的历史,都是自己一笔一笔写下来的。要用红笔来写自己的历史。”杨老在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的坎坷人生道路上,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他在 96 个春秋的风风雨雨中, 面对政治磨难和人生苦难,不折不从,以开阔的襟怀、坚强的性格和勇于坚持真理的理论风骨,将自己的历史用红笔书写到底,在二十世纪哲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

(责任编辑:王 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