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的骆驼精神

2019年9月18日 14:54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 字号:

◎李 晔 房士鸿 潘敬国

[摘 要]骆驼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品质的形象概括。任弼时与周恩来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风范,严于律己、廉洁自律的品格,把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作风,正是共产党人骆驼精神的生动体现。他们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同样值得学习。

[关键词]共产党人;骆驼精神;任弼时;周恩来

[中图分类号] D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270(2019)05―0015―03

[作者简介] 李 晔,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房士鸿,淮安周恩来纪念馆馆员;潘敬国,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1950年10月27日,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任弼时因操劳过度溘然长逝,年仅46岁。11月1日,叶剑英在《人民日报》发表《哀悼任弼时同志》一文。他满含深情地写道:“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1]

无独有偶,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有一天周恩来与周围同志聊天。一位同志说:“我仔细研究过骆驼的性格和本领。它的特点是顽强、坚韧,抗寒抗病,忍饥耐渴,吃苦耐劳……依我看,恩来同志就是我们党和革命队伍里的一头骆驼。”而周恩来则谦虚地说:“我不过是一头小毛驴。”[2]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任弼时和周恩来同被称为“骆驼”也许是巧合,但像骆驼那样为党工作,恰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所推崇的精神和品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追求。

永远保持奋斗精神是共产党员的精神特质,忘我工作、无私奉献、鞠躬尽瘁的骆驼精神则是这种特质的形象表达。任弼时有一句名言:“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担,能坚持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3]周恩来则说过:“我们要像蚕一样将最后一根丝都吐出来,贡献给人民。”[4]“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为国家,为人民拉车啊!一息犹存,就得奋斗。” [5]

人总是要有信仰的,一旦有了信仰,人生的奋斗才变得越来越有意义。任弼时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花钱多,三怕麻烦别人。他每天工作都不低于15个小时,不辞劳苦,忘我工作。由于曾两次被捕入狱,对他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加之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生活,他的血压长期高达200以上。任弼时曾经不无遗憾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自己可能活不长,但他又坚定地表示要抓紧时间工作。1949年底,任弼时的病情愈发严重,中共中央决定要他立即放下全部工作,静心修养并安排赴莫斯科治疗。在苏联治疗仅仅三个月,放心不下国内情况的任弼时就表示自己病情好转,请求回国工作。回国后的任弼时,没有遵守中央规定他每天只能工作4个小时的要求,工作时间长达8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任弼时逝世时,周恩来曾题词悼念:学习他三十年奋斗不已,至死不息的自我牺牲精神。而周恩来自己就是“为人民服务而死”的光辉典范。他被世人称为“全天候总理”。邓小平曾这样评价周恩来: “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6] 1972年周恩来得了癌症,但从1974年到1976年去世,周恩来在做大小手术14次的情况下,仍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接见外宾63次。去世时,他的体重已不到30公斤。周恩来就是这样为党和人民倾注自己的全部心血,实现了自己“做人民的孺子牛”的诺言。

共产党人之所以能有这样一种奋斗的精神,就是因为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里始终有着高尚、纯粹和有益于人民的初心。

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领导干部只有廉洁自律才能跳出封建社会“人亡政息”的周期律。这一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了一个好头。战争年代,任弼时曾指出:“凡事不能超过制度,我们一丝一毫不能特殊。”[7]和平时期,周恩来也反复强调:“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8]

不合规矩的事绝对不做,这是任弼时、周恩来工作和生活的信条。任弼时生活朴素,严于律己,“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1949年3月,中央机关进入北平,与任弼时阔别多年的妹妹任培辰来看望兄嫂。让任培辰意想不到的是,她见到的任弼时,身上穿的毛衣是妻子陈琮英“用一条延安时用过的旧围巾改织的,孩子们穿的衣服有的是用旧制服改缝的,吃饭时用的餐具都是搪瓷碗和竹筒碗,筷子上系了绳子,显然是行军时用过的”。不仅如此,当妹妹提出给她在湖南的丈夫安排个工作时,任弼时断然拒绝:“这样做不合组织原则”。

对自己及家人的严格自律,任弼时是从点点滴滴做起的。因病到颐和园疗养期间,任弼时要求自带干粮和水壶,不到餐厅就餐;因是休息不是工作,不需要工作人员。中央安排他赴苏联治疗时,他提出两条原则:一是随行人员宜少,家属一个也不带;二是添置服装力求节省,怕“给国家添负担”。[9]进城后,他的住房破旧,后勤部门维修了一下窗户,他知道后心里感到很不安,甚至一夜没休息好。

周恩来也是廉洁自律的楷模。1963年5月29日,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专门提出领导干部一定要过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这样的要求,周恩来不仅是对别人的规定,也是对自己严格自律的总结。除了工作用车,周恩来坚持私人用车要交费,甚至把去民主人士家中拜访,去宾馆饭店与外国友人会面,也看作私人用车。

在处理与亲属的关系中,周恩来不仅从思想上关心和爱护亲属,在生活上也时时处处严格要求。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广州的表弟周恩彦以长子周保昌的名义给周恩来发电报,请求为他们父子在人民政权内谋一份差事。周恩来很快回电“请到原单位报到”。他给亲属们订下“十条家规”,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六不准”,甚至坚决不准妻子邓颖超担任政府的工作。身边工作人员趁周恩来外出的时候对潮湿阴冷的周恩来办公室进行了保护性维修,周恩来回来后非常生气。为此,他还在国务院的会议上多次作自我批评。

严于律己,才能负重前行。清正廉洁,才能守住底线。任弼时和周恩来心甘情愿地自守清贫,为共产党人树立了廉洁自律的榜样,展示了共产党人的精神本色,体现了对党对人民的忠诚。这也是共产党人骆驼精神的一种特质。

植根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任弼时和周恩来都深知人民对于一个党的重要性。任弼时经常说:“我们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从照顾群众的利益出发。”[10]周恩来则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11]

任弼时要求领导干部要“经常面向群众,经常关心群众的生活,善于去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12]战争时期,任弼时关心群众疾苦,每到一地,哪怕是紧张的战斗和行军中,只要时间允许,他总要找到老百姓,了解他们的生活生产情况。延安期间,任弼时分管中央机关、组织、外事、农委、妇委、青委多项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经常抽出时间深入到农民中间,帮助解决困难。一天下午,任弼时从枣园去平川里,路上看到几个农民在浇地,水流很小,半天也浇不了一块地,满川都是晒黄的玉米叶子。任弼时经过仔细询问,得知是因为水渠年久失修才影响了浇地,他果断地说:“那我马上动员中央机关的同志们帮你们修渠。”回到枣园立即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并负责组织机关干部全部出动,没用一周时间,一条大渠就修成了,农民们给这条渠取名“幸福渠”。

周恩来去世时,人们十里长街送总理,“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成为人民对周恩来的最高评价。20世纪50年代末,国民经济遇到困难,人民生活受到极大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周恩来成为全国粮食的“总调度员”。几十年以后,当人们翻开周恩来工作台历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关于粮食的谈话,一个又一个关于粮食的计算,让人不禁感慨周恩来工作的认真和辛苦。仅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就达115次。仅在一份粮食产量报表上,周恩来就用红蓝铅笔标记145处。身边的工作人员觉得周恩来的“事必躬亲”太辛苦,周恩来说:“民以食为天,我不亲自算一算,怎么能心中有底?怎么会发现问题,纠正这里的失误?”“我们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为人民服务的这颗心决不能少了丝毫。”

1921年,16岁的任弼时在赴俄求学前给父亲写下一封深情的家书。其中写道“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 [13]1917年,19岁的周恩来在即将赴日留学之时写给同学郭思宁的临别赠言是“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直到1922年,24岁的周恩来在反复比较中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并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14]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正是有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初心,周恩来、任弼时才终其一生“随时准备以生命殉事业”,“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正是有了这样的初心,周恩来、任弼时才能像骆驼一样忘我工作,严于律己,并拥有一颗把人民利益看作高于一切的赤子之心。

[注 释]

[1]叶剑英. 哀悼任弼时同志[N]. 人民日报, 1951-11-02(2).

[2]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160.

[3]高军. 伟大的战士任弼时[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151.

[4]程华. 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495.

[5]张全珍, 候光文, 王永胜. 周恩来的感情世界[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1:49.

[6]邓小平. 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M]. // 邓小平文选: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348.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回忆任弼时[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147.

[8]周恩来. 过好“五关”[M]. //周恩来选集:下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427.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任弼时传[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871.

[10][12]任弼时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7:304, 302.

[11]周恩来. 政府工作报告[M].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601.

[13]任弼时. 致任裕道[M]. //任弼时书信选集.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1.

[14]金冲及主编. 周恩来传:上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71.

(责任编辑:李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