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大字本”

2019年10月16日 10:43 来源:学习时报 字号: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主要的读物是加大字体印刷的历史、文学类古籍资料,工作人员把它们统称为“大字本”。1972年10月,毛泽东指示,找一些专家注释一些古籍,印成大字本给他和中央一些领导人阅读。此事立即得到落实。大字本被制作成一种长30厘米宽20厘米的线装书,部分文字用繁体,字号用特制的三十六磅长宋字体,全部用60克米色道林纸印刷。毛泽东的晚年阅读了大量的大字本古籍资料,在其中作出批示,并多次推荐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阅读。

抒情与喻政的灵感源泉

在有很多现代书籍可读的情况下,毛泽东特意印出大字本有许多内在的原因。

首先,这与他当时眼睛不好有关。在中央苏区和陕北期间,毛泽东经常在窑洞昏暗的油灯下通宵读书;新中国成立后,他每天用于读书和阅读文件的时间也相当长。长期大量的读书损伤了他的视力,到了晚年则日趋严重。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患上了白内障,视力更是每况愈下,发展到后期,戴老花镜也不解决问题了,还要加上放大镜才能勉强阅读。

毛泽东要求搞大字本,还与他晚年的情怀有关。进入1970年代,毛泽东晚年虽仍外出视察,还坚持游泳,但许多病况已经出现,加之因视力不济,读书愈加吃力。即便如此,毛泽东仍需要下功夫阅读或重读一些古籍,读书是他自少年养成的生活习惯,无法舍弃。毛泽东自知时间已经不多了。一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毛泽东,壮怀激烈。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情感、一个人民领袖的爱国主义情怀尤为强烈。以毛泽东的特点,他特别需要借助于古典诗词抒发他的晚年情怀,抒发他对国家和民族的自豪感,也抒发他对生死问题的感慨。这一时期,在为毛泽东制作的大字本中,收录了许多豪放、慷慨、雄厚的宋词,比如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毛泽东不仅通过大字本反复读宋词,还在大字本上及其他材料上的批示中提到一百多首宋词,而这些仅仅是他晚年涉猎宋词的一部分。

同时,毛泽东还让党内高级干部从阅读古籍入手,了解一些历史知识,并通过古文的原意、隐喻,以及他在大字本上的批示,让党内高层更充分地了解他如何思考国际国内大局及相关对策。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毛泽东不仅把大字本当作阅读工具,也注重研究、考证与修订,阅读十分认真。有一次,毛泽东在阅读《晋书》中的《刘牢之传》时,发现了一个错字——“濉溪”的“溪”错印成了“漢”。毛泽东随手标了出来。两字形似,是印刷厂工作人员排错的,校对人员也没有发现,后来层层把关的人也都没有看出来,却被毛泽东看了出来。

熟悉历史和古籍的毛泽东,还对注释大字本中的文章提出不少意见,指导注释大字本。历史学者负责注释的《枯树赋》印成大字本送毛泽东看后,他先后提出了七条意见。

毛泽东这样看重大字本,阅读又是如此仔细,使参与大字本注释工作的人也不得不更加认真地工作。因此,当年注释的大字本,考证之细、注释之精当,都是无可挑剔的,为我国古籍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

毛泽东对党内高级干部的学习历来十分重视,但当时中央有不少高级干部不认真学习,不爱学习,甚至根本不学习。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一次,他阅读大字本《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注引《江表传》,其中有一段记述了吕蒙在孙权激励下发奋学习的内容:“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毛泽东立即将这段文字批给中央政治局全体人员阅读,以此激励高级干部重视学习,认真学习。

“九字方针”的出处

毛泽东拿到新印制好的大字本,先自己看,然后批给全体政治局委员阅读。他期望通过大字本中的典故来喻政,让高级干部能够汲取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智慧,指导当时中国带有全局性的工作。

当年的国际形势是苏美争霸,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亦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此情况下,毛泽东设想了中国当时应对国际局势应该采取的大政方针。他阅读大字本《明史·朱升传》后,特别注意到朱升向朱元璋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并在这九个字下重重地画上线。毛泽东受到这九个字的启发,提出了著名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九字方针。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时,传达了这一方针,使之在当时成为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大战略部署,几乎各行各业都围绕于此调整了工作重点,从而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更为具体化。

《晋书》四传合订本的寓意

毛泽东阅读《晋书》大字本《谢玄传》《谢安传》《桓伊传》《刘牢之传》后提出,要把这四个大字本合订为一册。合订本送来后,毛泽东两次看过,并且亲笔在上面批了“请政治局同志一阅”八个字。毛泽东所以这样做,与他当时对国内和国际大局问题的担心、考虑、设想有关。周边国际形势紧张,毛泽东担心一旦出现大的战事,军队中将没有杰出军事将领带兵打硬仗。

毛泽东通过阅读大字本《谢玄传》喻示全党,中国要有谢玄那样的将军,才能像淝水之战那样战胜入侵中国的强大敌人。正是按此思路,毛泽东不久就解放并且重用了一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军队干部。在中央,毛泽东让李先念从党政工作领导岗位重返军队,担任中央军委领导。他还在党内强调: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毛泽东推荐中央政治局成员阅读《桓伊传》,表明这样的意思:在中国,有桓伊那样的人,才能维护内部的团结。毛泽东阅读大字本《谢安传》后,推荐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阅读,以此表明,中国大局的稳定,需要能够稳定大局的人才,党内要有东晋时谢安丞相一样的人才方能稳定大局。不久,毛泽东陆续解放了一批老干部,并且安排在中央重要领导岗位上,这与他读《谢安传》有着直接的关系。《刘牢之传》中讲到刘牢之欲举兵反桓玄,他“集众大议,参军刘袭曰:‘事不可者,莫大于反。而将军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又反司马朗君,今复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岂得立也?’语毕趋出,佐吏多散走。乃自缢而死。”毛泽东通过向中央政治局成员推荐阅读《刘牢之传》启示党内高级干部,不要当倒戈将军。要把刘牢之当作一个反面教员。像刘牢之那样当倒戈将军,结果悲惨,也危害全党。

“三将军传”喻政

毛泽东还特意指示,要注释《三国志·魏书》中的《张郃传》《张辽传》,《旧唐书》中的《李愬传》,并印成大字本。上海复旦大学组织人完成注释上述三传并印成大字本后,毛泽东阅读后将其批给全体中央政治局成员阅读。上述大字本所载的三篇人物传,都是将军的传,张辽、张郃原是袁绍手下部将,袁绍在官渡战败后,张辽、张郃投奔了曹操,曹操一直信任并重用他们,让他们统率重兵。他们也为曹操南征北战,立下了大功。李愬则是能从大局出发、以宽厚之心待人的唐代著名将领,他夜袭叛将吴元济,平定蔡州后,他能够以宽广胸怀对待吴元济手下的人,一个也不抓,一个也不杀。他这样做,深得人心,局面很快稳定,也扭转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对唐宪宗的中兴立下了大功。

毛泽东的用意十分清楚,就是用这三个大字本提醒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一定要最广泛地团结干部,特别是要注意正确对待那些“犯了错误”的干部。毛泽东用印发大字本启发、教育党内高级干部的同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启示党内高级干部。也正是这一时期,他在邓小平的来信上写下批示,对邓小平的历史和能力给予肯定,为他的复出奠定了基础。

批给周恩来的大字本

有个别大字本,毛泽东曾经专门批给某一个人阅读,这一般是有针对性的。中央筹备党的十大期间,毛泽东对组成党的十大的班子有考虑,他正式决定起用邓小平等一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为此,毛泽东也是先用大字本喻政。他指示,要搞《史记·汲郑列传》的注释,印成大字本。这篇传印成大字本后,毛泽东批给周恩来看。

《史记·汲郑列传》中讲了这样的典故:汲黯为官,善于抓大事,对于具体的事则主要交给下属去办。而郑当时为官好举贤,他举贤唯恐缓慢。而更重要的是,司马迁在这篇传中讲了这样的事:汲、郑二人有权有势时,到他们门上经常拜访者很多。当他们失势时,门可罗雀。毛泽东借此提醒,不要忘记那些在“文革”中被打倒和“靠边站”的人。

周恩来读后,再结合毛泽东给邓小平来信的批示,立即领悟了毛泽东的用意。周恩来立即按毛泽东的意图,用各种方式把一大批在“文革”中或被打倒、或被隔离审查、或被“靠边站”的省部级以上干部保护起来,又解放和使用了一批老干部。邓小平不久即复出。

1975年夏初,毛泽东身体已很衰弱,他提出注释晁错的《论贵粟疏》、宋词《江梅引》,以及《晋书》中的《苏峻传》《孙恩传》。但上述典籍付印后,毛泽东的精力却不济了。大字本的历史至此结束。

大字本提炼了一批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典籍,并经毛泽东之手起到了重要的以书喻政作用,从而影响了中国在历史关键时期的历史走向,使中国更顺利地迈向巨变和腾飞的时代,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