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的“养廉”思想

2019年11月15日 15:56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 字号:

◎刘余莉

[摘 要]《群书治要》对“养廉”问题,有着比较深刻的论述,既认识到“高薪”对于“养廉”是必要的,同时也对“高薪养廉”的前提条件进行了深入探讨。书中认为君主必须修养己德,才能感召德才兼备的臣子,而且还必须举其人、少其吏、竭其力、重其教,才能最终达到“养廉”的效果。

[关键词] 《群书治要》; 高薪养廉; 举孝廉;反腐败

[中图分类号] B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270(2019)06―00115―03

[作者简介] 刘余莉,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古代“高薪养廉”思想,可以深化对“高薪养廉”的必要性和前提条件的认识。《群书治要》对“高薪养廉”问题有比较深入的论述,对我国当前反腐败工作可以起到“古镜今鉴”的作用。

一、高薪养廉的必要性

古人认为,从国家招揽人才的角度而言,对于真正的人才,除了给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发挥他们的才能以外,使他们富裕起来,受到尊敬,并给其良好的荣誉也是十分必要的。《群书治要·墨子》中记载:治国之人,都希望使国家富裕、人口众多、民心安定,但是却难以达成。这是因为治国之人,不能以“尚贤使能”的原则来办理政治。他们没有认识到,国家的贤良之士愈多,社会风气就愈淳厚。所以领导者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得到众多的贤才。

但是,如何才能得到众多的贤才呢?道理很简单,就像如果想让国家善于驾车、善于射箭的人愈来愈多,就要让这些人富裕起来,受到尊敬,并得到良好的声誉。因此,若想国泰民安,就要使贤德之人富裕起来、受人尊敬爱戴,使他们处于高贵的地位,受到赞誉。这样,国家的贤德之士才会愈聚愈多。所以,古代圣王治国理政奉行这样一句话:不让不义的人富裕,不让不义的人尊贵,不亲爱不义的人,不接近不义的人。

关于“高薪养廉”的必要性,《群书治要·傅子》中说,“凡欲为治者,无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犹滑其源,而望其流之洁也”。想要治理好国家的人,谁不希望官吏都很清廉呢?但是,倘若不知道怎样使官吏清廉,而只是一味地要求官吏清廉,这就像是搅浑了水源,却希望水流很清洁一样。

至于如何使官吏保持廉洁,《傅子》上做了一个比喻:“不知所以致清,则虽举夷、叔,必犯其事矣。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禄,近不足以济其神,远不足以及世家,父母饿于前,妻子馁于后。不营则骨肉之道亏,营之则奉公之制犯。骨肉之道亏,则怨毒之心生;怨毒之心生,则仁义之理衰矣。”可见,即使像伯夷、叔齐这样廉洁的人,让他们任官做事,但是给他们的俸禄却很微薄,使其既不能养活自己,也难以奉养家人,结果必定会导致他们会营取私利。从孝道而言,他们的做法无可厚非,因为骨肉之道不能亏失。但从国家法制的角度出发,营取私利又触犯了刑法。这样他们会处于两难的境地,久而久之就会对君主滋生怨恨。怨恨心一产生,仁义的道理也就衰落了。

《群书治要·崔寔政论》上对这种情况做了更形象的比喻:对于俸禄不足的官员而言,希求他们奉公执法就像是“渴马守水”“饿犬护肉”一样困难。即让饥渴的马守护水源、让饥饿的狗看护肥肉,若想让他们不越雷池,几乎不可能。“虽时有素富骨清者,未能百一,不可为天下通率。圣王知其如此,故重其禄,以防其贪欲,使之取足于奉,不与百姓争利。”虽然世间存在着有傲骨、够清廉的人,但百中难觅其一。仅凭道德修养的约束,不能够使所有官员洁身自好。圣王都必须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国家必须给官员丰厚的俸禄,以防止其不必要的贪心。贪心止住了,为官者便不会与百姓争利。晏子就是明显的例子。晏子做宰相的时候,他的俸禄足够养活五百家的人口。也就是说,他的俸禄对于自己及家人维持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绰绰有余,因此,他不必去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故而,首先要解决官员经济上的后顾之忧,才能使他心无旁骛,安心于本职工作,为国为民竭忠尽智。

《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也提出,假如官吏的俸禄很厚重,他们靠俸禄便可以奉养自己,那么就没有必要去与民争利。“无求于民,奸轨息矣”,如果对人民无所求,作奸犯科的行为就不太可能产生。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因贪污受贿失去官位,就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得不偿失,官员也就不会轻易权钱交易了。

二、“高薪养廉”的前提条件

如前所述,给予官吏合适的薪酬,确实必要。但是,即使实行了“高薪”的制度,也不一定就能够实现“廉洁”的最终效果,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

(一)“有德此有人”

用人之君必须修明道义,尊贤使能,才能感召志同道合的人前来辅佐。在古人看来,真正的贤德之人(如颜渊、诸葛亮、文天祥等)并不会徒慕高名厚禄而来。要招揽这样的贤者,用人之君必须首先有道德,修明礼义。《大学》上说“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群书治要·三略》中也阐述道,“有清白之志者,不可以爵禄得;有守节之志者,不可以威刑胁”。意思是如果这个人志向高洁,就不能够用高官厚禄来得到他;如果这个人坚守节操,便不能够靠威刑来胁迫他。“故明君求臣,必视其所以为人者而致焉。”因此,明知的君主求取臣子,一定要看这个人的志向,然后,才用适当的方式招揽他。“致清白之士,修其礼”,对于那些志向清高、道德纯洁的士人,领导者就必须修明礼义,对士人表现出礼敬之心。“致守节之士,修其道”,若要招揽坚守节操的人,领导者也要修明礼义。“而后士可致,而名可保”,这样,贤士才能够被招揽,自己的名声才可以保全。这也是《群书治要·周易》中所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

(二)确立“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的选人标准,确保所用之官为贤能之人

《群书治要·傅子》说:“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二教既立,则良士不敢以贱德受贵爵,劳臣不敢以微功受重禄。况无德无功,而敢虚干爵禄之制乎!”在古人看来,“富与贵,是人所欲也”(《论语·里仁篇》)。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富贵的地位,这是人之常情。那么,如何顺着人情引导人们正当地追求富贵的地位呢?《傅子》中说:“爵禄者,国柄之本,而贵富之所由,不可以不重也。然则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予。二教既立,则良士不敢以贱德受贵爵,劳臣不敢以微功受重禄。况无德无功,而敢虚干爵禄之制乎!”封爵授禄,是国家权力的根本,也是实现富贵的正路,不能不予以重视。既然如此,就应做到“无德的不授爵位,无功的不给俸禄”。这两条规矩确定了,那么,贤良之士不敢以微德接受高贵的爵位,敬业的臣子不敢以微小功绩接受重禄,何况无德无功的人,怎敢以虚假追求爵位和俸禄呢?“爵禄之分定,必明选其人而重用之。德贵功多者,受重爵大位、厚禄尊官;德浅功寡者,受轻爵小位、薄禄卑官。”建立爵禄的原则既已确定,就一定要公开选用合适之人并予以重用。品德高尚,功劳大的人,授予重爵高位,享受厚禄高官;德行浅薄、功劳少的人,授予低爵小位,享有薄禄低官。

为了确保将贤德之人选拔出来,从汉代开始就实行了“举孝廉”的人才选拔机制。地方官员负责把具有孝廉品质的人举荐出来,作为官吏的候补,由国家培养。因为一个人孝敬父母,就会忠于国家;一个人廉洁,就没有贪心,不敢妄取钱财。而为了进一步引导地方官举荐公正,把真正具有“孝廉”品质的人举荐出来,而不是任人唯亲、徇私舞弊,还要有一个制度加以保证,即《群书治要·傅子》上所说的“进贤者为上赏,蔽贤者为上戮”。如果一个官员举荐的人才为国家建功立业,国家一定对举荐者给予最高的赏赐。相反,如果这个官员手下有人才他却不举荐,反而因嫉贤妒能将人才埋没,一经发现,这位官员也会受到国家最高的惩罚。当然,如果官员所举荐的人做出祸国殃民之事,举荐者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就保证了德才兼备的人出任领导位置。

(三)“除无事之位”“并从容之官”,精简机构,减少官员的数量

如果机构重叠、官员位置很多,导致很多官员人浮于事,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增加官员的俸禄,就必然会加重人民百姓的负担,人民对“高薪”的举措就会产生不满。所以“高薪养廉”的另一个前提就是必须“少其吏”,也就是使官员的人数减少。在《群书治要·刘廙政论》中讲到:“知重其禄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则竭而不足。”知道增加官员俸禄但是不知道精简官员的数量,就会使国家负担过重,财力就会空虚不足,入不敷出。所以,必须精减人员,“使人当于事”。

《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中也记载,明知的君主设立官位,都是使人和事相称,不会让人浮于事。人和事相称,官吏数目减少,人民的数量就会增多,从事农业的人多了,物质基础就丰厚了;另一方面官吏的数目减少了,即使提高官员的薪俸标准,但整体所需的薪俸数目相对而言却是减少的,这样就不至于给人民造成过重的负担。

让每一位官员一定有职责,有职责均需承担事务;承担事务一定要接受俸禄,用俸禄代替耕作。这是古代的常规,也是当今社会应该采取的原则。反之,如果不能精简机构、减少官员的数量,由于职位很多,官员数目庞大,人浮于事,结果,官员的俸禄都很微薄,不足以维持自己及家人体面的生活,他们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就可能出现贪污受贿、与民争利的现象。所以,只有精简官员,使人当于事,俸禄充足,官员不必与民争利,官员腐败还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他们就会珍惜职位并廉洁奉公,从而,走向一个良性的循环。

(四)提高官员的责任感和道德感,以“尽其力”

《群书治要·刘廙政论》指出:“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尽其力者,则事繁而职阙。”知道增加官员的俸禄,也知道精简职位,减少官吏,但是,如果不能使官员竭尽全力地尽好本分,那么事情就会繁多而显得职位短缺。所以,在精简机构、减少官员数目的基础上,还要提高官员的责任感,让他们能够竭忠尽力,负责高效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这样才不至于显得人手短缺,“高薪养廉”才能行得通。

在古人看来,“高薪”对于“养廉”是必要的。但是,同时也要看到“欲是深渊”,如果缺少道德教育,“高薪”不仅不会达到“养廉”的效果,还可能走向骄奢淫逸的反面。古人明白官不与势期而势自至,势不与富期而富自至,富不与贵期而贵自至,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罪不与死期而死自至的道理。

所以要实现“高薪养廉”,既要做到精简职位,还要对官员进行官德教育,使官员明白长久保持富贵的道理,“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群书治要·周易》);“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群书治要·孝经》);“位也者,立德之机也;势也者,行义之杼也”(《群书治要·中论》)。这样才能使官员做到凡事节约而不奢侈浪费,并能控制自己的欲望,把职位、权势作为建立仁德、施行道义的工具,而不是骄奢淫逸的资本,从而避免身败名裂乃至“富(贵)不过三代”的悲剧。

(责任编辑:王 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