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梯式发展论:领导科学的新视野——访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会秘书长朱训

2019年11月15日 16:46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 字号:

◎本刊记者 程冠军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会秘书长、原地矿部部长朱训同志,在长期矿产勘查实践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总结矿产勘查实践经验,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方法——阶梯式发展论。阶梯式发展论认为:事物的发展既是螺旋式的、波浪式的,也是阶梯式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中国化的哲学成果,同时为新时代领导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维方法、开辟了新视野。为了让领导科学界和各级领导干部了解阶梯式发展论,本刊记者专访了朱训同志。

阶梯式发展论的形成和提出

记者:您先后担任过原地质矿产部部长、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会秘书长。那么,您是什么时间发现和提出阶梯式发展论的?又是怎么发现和提出这个理论的?

朱训:我发现和提出阶梯式发展论与中央党校颇有渊源。1991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总结新中国成立42年来矿产勘查工作的经验,发现国内外矿产勘查工作均分阶段,而且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向前推进。矿产勘查工作者对地下矿产情况的认识也随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逐步提高。此时,我认识到国内外分阶段“台阶式”循序渐进地推进找矿工作的过程是矿产勘查工作的客观规律。于是把这种“台阶式”的发展形式与恩格斯、列宁所说的 “螺旋式上升”,毛泽东同志所讲的 “波浪式前进”这两种发展形式进行了对比研究,认识到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是共同特点,而 “台阶式发展”这种形式没有 “波浪式前进”中的波峰、波谷之分,只是在某一阶段内部或阶段之间出现小的波动;也没有 “螺旋式上升”形式中的前进性上升和复归式上升之分。对于这种客观存在,而以前又未为人所认知的台阶式发展形式,我把它命名为“阶梯式发展”,并于1991年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0期发表了《从矿产勘查过程看认识运动的 “阶梯式发展”》一文,正式提出了“阶梯式发展”这一理论观点。1992年,在我的专著《找矿哲学概论》中进一步阐述了“阶梯式发展”理论。

在之后的20年间,经过对自然界特别是对地球上地质演化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考察,我进一步认识到阶梯式发展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认识领域同样是广泛存在的。2012年,我发表了《阶梯式发展是物质世界运动和人类认识运动的重要形式》,完成了认识的跃迁和升华,形成了“阶梯式发展理论”的雏形。2015年,我发表了《论阶梯式发展》一文,初步形成了阶梯式发展理论的体系框架。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主导撰写的《阶梯式发展论》顺利出版,使阶梯式发展理论得到了更加系统而深入的发展和完善。著名哲学家、原中央党校副校长杨春贵教授欣然为这部专著作序。

这部专著系统梳理了阶梯式发展的存在形式、内涵与外延,阶梯式发展的基本特征,阶梯式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对比研究了阶梯式发展与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等形式的不同,并将阶梯式发展论融入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深度剖析了阶梯式发展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阶梯式发展论的最新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学习和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成就,有助于我们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有助于我们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阶梯式发展论的基本原理

记者:您提出的阶梯式发展论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创新成果。请您介绍一下阶梯式发展论的基本原理。

朱训:要认识阶梯式发展,首先要认识阶梯和发展两个词汇。阶梯是台阶和梯子的合称,是向上或前进的凭借或途径。发展是指客观事物随着时间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连续不断地变化,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运动。

阶梯式发展是指客观事物随时间由一个台阶跃进到另一个台阶的发展。阶梯式发展在空间上表现为台阶性,在时间上表现为阶段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运动是有规律的,其形式是多样的。主要包括:体量上由小到大,程度上由简单到复杂,性质上由新事物代替旧事物,层级上由低级到高级的层级性运动。阶梯式运动发展的辩证性质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的规律性体现。外部世界的辩证发展和人类思维能动的反映,在本质上是统一的。

阶梯式发展是事物发展运动的基本形式。阶梯式发展与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一样,是事物发展运动的一种形式,且都是事物发展运动的基本形式。它们的发展运动都具有客观性、连续性、前进性、广泛性的特点。阶梯、螺旋、波浪这些运动形式亦大致具有周期性出现的特点。阶梯式与螺旋式、波浪式相比,更具有能动性和广泛性。客观世界是复杂的、多样的。客观事物发展运动的形式也是多样的。与上述 “基本形式”相比较而言,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还存在许多 “非基本”的运动形式,例如“突变式”“宇宙大爆炸”“恐龙灭绝” “地震”等等。人类社会的发展还有“跨越式”“变轨超车”“弯道超车”等等。事物发展运动的 “基本形式”与“非基本形式”之间并不互相排斥,基本形式中可以包含有非基本形式,非基本形式具有基本形式的基因和特征。事物是遵循 “基本形式”发展运动的,但亦可能出现 “非基本形式”的运动。 这种非基本形式运动的出现常常成为事物发展运动的拐点。这里所说的 “事物”,包括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精神世界。换言之,“事物”无所不包。事物发展运动所指的就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一切运动现象的总和。

阶梯式发展遵循唯物辩证法

记者: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运动都是遵循唯物辩证法的。阶梯式发展论是否也是如此?

朱训:任何事物的客观存在、发展运动,都是符合并遵循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的。这就是量变质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我所提出的“阶梯式发展论”,是脱胎于对矿产勘查过程分阶段台阶式推进的实践与认识所做出的形象总结和理论概括。矿产勘查过程就是人与赋矿地质体之间人的认识与客观实际的对立统一的过程。换言之,就是“在该事物内部矛盾对立面的统一与斗争的情况下”的发展运动,其每一个阶段 “量”的增加与“质”的提升是同时表现出来的。

阶梯式发展是量变质变规律的延伸。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实例。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回答印度总理莫迪对 “新时代”的关切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中国“进入一个全面的由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其中一个重大判断就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过去,我们要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现在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有没有’的问题一代一代地去解决,经历了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排浪式消费的过程。先是解决自行车、缝纫机的问题,然后是电视机、电冰箱的问题,再是解决房子、小汽车等问题。现在逐渐进入个性化、多样化、小批量的需求阶段,这就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这一段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第一,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过程,始终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第二,“有没有”的“三个台阶”或“三个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阶梯式发展的变化;第三,“有没有”的“三个台阶”或 “三个阶段”都是数量增加质量提高的阶段。从“有没有”到 “好不好”反映的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这就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

从以上可以看出,“三个台阶”量的增加与质的提高是同时进行的。关于量变质变的规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是这样表述的:“在自然界中,质的变化——在每一个场合都是按照各自的严格确定的方式进行——只有通过物质或运动(所谓能)的量的增加或减少才能发生。”恩格斯在阐述量变质变规律中十分明确地指明了“量”的 “规定性”。其实,量变质变的过程是很复杂的,恩格斯并未就此展开论述。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后,提出总的量变中有部分质变的思想,从而丰富了量变质变的内涵。我们经常说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大量事物的发展规律,就包含着量变中具有部分质变的事实。“阶梯式发展”这一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表述恰恰反映了这一特点,成为“量变质变规律的新表述”。既然事物发展过程中通过量的变化积累引起质的飞跃,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大的阶段。而在每个大的阶段里边,又有一系列的量变,又有小的阶段。小的阶段、大的阶段都是台阶。小的阶段实际上就是大的阶段内部的部分质变。由此可见,阶梯式发展不仅体现了量变质变的规律,而且也反映了具有部分质变的特点。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阶梯式发展规律是量变质变规律的新表述”。这一“新表述”丰富了量变质变规律的内涵,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深化了对这一规律的认识。

“阶梯式发展论”是物质世界事物发展运动的基本坐标。任何事物的发展运动,一般来说都是在一个开放的多维空间中进行的。各个维度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同处于“时”“空”维度之中。但是这里有一个最基本的维度——“时间”。时间是永不停息的,更不会倒退。“时间”绝不会因为其他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停滞下来。它为其他维度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充分的“时间”保障。对于阶梯式发展,在空间维度上还有一个与之相交的“质量”坐标,这也是不可或缺的。它显示出量变与质变,在时间坐标上形成一个一个的台阶或者阶梯。恰恰是这个“阶梯式发展论”,成为物质世界事物发展运动的基本坐标。

实践是阶梯式发展的本质属性

记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理论都来源于实践,并且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阶梯式发展论是否也是这样?

朱训:实践性是“阶梯式发展论”的显著特征。“阶梯式发展”理论源自矿产勘查的实践。地质工作者找到可供开采利用矿产的过程,叫作“矿产勘查”。术语虽短,但过程很长。对这个长过程,中国的地质工作者目前一般将其划分为“预查→普查→详查→勘探”4个阶段。预查的目的在于为后一阶段的普查选择有利的工作地区;普查的目的在于发现有资源远景的可供详查工作的矿产地;详查的目的在于对普查提供的矿产地是否有勘探价值做出评价;勘探的目的在于探明详查提供的矿产地的资源数量、质量,是否具有开采的地质条件。通俗地说,预查、普查要回答“有没有”的问题,详查、勘探要回答“好不好”的问题。由此可见,矿产勘查工作过程是一个呈台阶式的发展过程,而矿产勘查工作者对地下矿产情况的认识,也是随着矿产工作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深入,即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提高。此话这里说来简单,但每个阶段是有很大工作量的,是“码洋”“码”上去的。为了提高每个阶段的工作效率和“命中率”,地质工作者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总结、理论探索。但由于这是探索地下的未知,失败是常有的事。对这一事物发展运动的实践总结,形成了“阶梯式发展”的理论。当然,这个发展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例如,经过一段时间工作之后,结论虽然“有”,但“不好”,造成工作到此阶段终结;结论亦可能是“有”但“情况复杂”,造成工作到此阶段“暂停”。江西德兴特大型斑岩铜矿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这个铜矿在20世纪50年代就发现了,但因为矿产中铜的品位低,只有4.9%,在当时技术经济条件下,被认为是“大呆矿”。到了70年代,随着科技的进步、探矿勘查工作经验的积累和选冶技术的提高,重新又“拾起来”进一步勘探,结果不仅证明了可以开发利用,而且进一步扩大了资源远景,使其一跃成为世界级的特大型铜矿。由此可见,达到开发利用这个“阶梯式发展”的阶段是齐全的,但阶段之间的“时间坐标”是漫长的。这一源自矿产勘查实践的“阶梯式发展”理论,在现实生活中、在诸多领域中处处可见,彰显了它的普遍性。

“阶梯式发展”是能够指导人的实践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他还说:“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阶梯式发展”理论经过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充分显示了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的一致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总之,实践性是“阶梯式发展”的显著特征,也是“阶梯式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同时也是“阶梯式发展”固有的品格。“阶梯式发展”理论深深地植根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着理论的内涵。“阶梯式发展”理论是“发展”的理论,它在实践范畴的基础上丰富了“发展”的哲学,与“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一道成为 “发展”的“基本形式”。

阶梯式发展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基本特征

记者: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认为,今天的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改革发展之“的”。您认为是这样吗?

朱训:是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改革发展之“的”。我提出的“阶梯式发展论”,也是遵循这个方向。也正因此才发现了中国改革发展本身就是“阶梯式”的。中国40余年改革开放证明,阶梯式发展既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态势的基本特征。

阶梯式发展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特征。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几个时间跨度不等的大的阶段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从一个台阶迈上又一个新的台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为经济体制改革第一阶段,从大一统“计划经济”转向“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阶段。党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让地方和企业经营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打开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缺口,开始由“一大二公”向含有民营与个体多元所有制经济结构发展。十一届六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是第二个阶段。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阶梯式发展论新概念。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是第三个阶段。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都应该是覆盖全社会的”。党的十三大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是第四个阶段。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届三中全会是第五个阶段。2002年,党的十六大强调健全现代市场体系。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变为“完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广度上和深度上同时向前推进。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的10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第六个阶段。党的十七大提出要继续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向新的更高的台阶迈进。回顾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35年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无论从对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上,对市场机制在经济体制中起什么作用的认识上,还是对非公有制经济在基本经济制度结构中应处于什么样地位的认识上,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的深入,经过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如同攀登阶梯似地一步一个台阶似地逐步向前推进与发展的。

阶梯式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态势的基本特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国的社会形态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迈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台阶,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70年来历史清晰地表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渡阶段、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阶段三个大的历史阶段进程中,中国经济建设正是通过13个以“五年计划”“五年规划”为标志的小阶段一个又一个台阶地向前推进,从而促成经济发展水平和整体经济实力登上三个大台阶。即:社会主义建设过渡阶段中国经济迈上第一个大台阶;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国经济再上新台阶;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阶段中国经济不断跃上新台阶。纵观70年来的中国经济建设,尽管在不同时期面临着不同的新情况和新任务,发展的过程和解决的矛盾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哪个时期、哪个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都呈阶梯式向前发展。

阶梯式发展论助推领导科学发展

记者:领导者的责任和使命是领导人们改造世界,改造世界的前提是认识世界,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当前领导科学研究方兴未艾,阶梯式发展论可以为新时代的领导干部领导力提升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朱训:阶梯式发展有助于领导科学的丰富和领导力的提升。领导科学和领导力作为一门科学,其形成和发展本身就是阶梯式的。领导科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告诉领导者们如何才能实现他所领导的事业的发展。阶梯式发展论可以为领导者提供有效的指导,可以告诉领导者如何实现所追求的发展目标。

阶梯式发展论告诉我们,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这就是说,任何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有两手准备,充分考虑到困难,从而克服困难,夺取胜利。

阶梯式发展论告诉我们,发展是一个过程。过程是要划分阶段的。阶段划分要考虑到阶段之间的联系和质的区别。阶段划分之后就要有长远目标,同时又要有近期安排。阶段划分之后,就要循序渐进、认真实践,还要勇于创新、善于总结。

体现领导力的标志有很多。其中主要的是认识规律的能力、统筹协调的能力、善于反思的能力,而阶梯式发展正好可以为各级领导干部提供这方面的指导。如领导干部如何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问题,如何正确认识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问题。这些都可以从阶梯式发展论中找到答案。

阶梯式发展不仅体现了质量互变规律,而且还体现了对立统一规律。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也就是说,一切事物自身都存在着矛盾,是矛盾对立的统一。毛泽东解释这个“矛盾的普遍性”:“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他又说“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的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的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因此,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这也就明确地回答了阶梯式发展的“驱动力”。事物内部矛盾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矛盾的相互转化,主要矛盾方面的转化和更迭,促进了事物的发展运动和变化,是事物发展运动与变化的最根本的动力源。我们高度重视事物发展运动过程中外因的作用,这是事物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但不管外因如何,促使事物发展运动的根本动力仍是内因,是事物内部矛盾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这里,我们以矿业城市转型为例。矿业城市是因矿产开发而逐渐兴起的城市。城市兴起之初,矿业产业是城市经济的主导产业甚至是“唯一”产业,但矿产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随着矿产资源的开发、资源量的减少,资源走向枯竭,矿业衰败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为了避免 “矿竭城衰”,非矿产业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在这样一些城市,矿业与非矿产业之间的“矛盾”“斗争”与“发展”,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逐步由单一矿业经济城市—矿业主导型城市—综合经济型城市—生态文明型城市。这就充分表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

矿业城市转型的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是,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如果主政一方,在谋求地方经济发展时,要善于运用阶梯式发展论,找准城市发展的主要矛盾,因地制宜、因时而动,从而推动城市实现科学发展、高质量发展。

记者:谢谢您!阶梯式发展论的提出和进一步研究,集中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同时也为领导科学发展研究和领导干部能力提升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您不仅是一位地质学家,还是一位科学家和哲学家。通过学习,我们认识到阶梯式发展论是涵盖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思维方法的创新,事物的发展既有“螺旋式”和“波浪式”,也有“阶梯式”。同时还认识到,阶梯式发展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的三个“伟大飞跃”,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更好地理解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从而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责任编辑:李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