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才相比 德更重要

2019年11月25日 9:02 来源:学习时报 字号:

“德能”与“才能”相比,孰轻孰重?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为我们提供了近乎完美的答案:才能固然重要,但德能与才能相比,德能更根本更核心更重要。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了说明德能的重要,用了很多比喻,比如把德能比喻成三军之帅,把才能比喻为三军之资用;把德能比喻成树之根,把才能比喻为树之叶;把德能比喻成一家之主,把才能比喻成一家之仆。凡此种种比喻,都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就是德能和才能相比,德能更根本、更重要。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教育也注重德能教育,把德行品行放在首位,把知识的灌输放在第二位,这就是《三字经》说的“首孝悌,次见闻”;儒家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也是把立德放在建功立业、著书立说之前。汉代选拔官员的主要标准就是“举孝廉”。明代皇帝朱元璋,在选拔任用官员时也秉持“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的用人原则。康熙在用人时把德行放在首位,把才学放在其次。他说,若“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我们今天评价学生,叫品学兼优,评价知识分子,叫道德文章,评价艺术家,叫德艺双馨,都是把德行放在首位。千百年来,重德行品行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中国文化的始终。

说的是有本事有能力的官吏经常可以看到,但能做到公正清廉的官员就非常难了。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屡屡出现的能官能吏贪腐、违法犯罪现象,再次让德与才的关系问题成为国人思考的焦点。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在选人用人机制上逐渐形成了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即要把领导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十五条规定:“党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选拔干部。”“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原则,既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也有其历史文化来源。

宋代大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了这么一个历史事件并进行了评论:春秋时期晋国有个人叫智伯,也叫智瑶,非常有能力,在举荐物色选拔晋国未来的执政者方面,是最被看好的一个人,但是,就是这个最被看好的未来执政者,却遭到了很多人特别是以他的叔父智果为首的族人的坚决反对,原因就是他们认为智伯虽然很有才能,但是没有德行,属于有才无德之人,若把国家的权力交给这样的人,国家一定会出大乱子大问题。但是,智伯的父亲智宣子不顾众人的反对,我行我素、一意孤行,最后还是把权力交给了智伯。看到事已如此,木已成舟,以智果为首的族人为了避祸,便到太史那里申请不再姓智,另立一族,改姓辅,要作出改姓的决定需要很大的勇气。事情果然如他的族人所料,智伯上任后,无德无行的本性便暴露无遗,搞得朝廷上下、周边韩、赵、魏三国怨声载道,结果,韩、赵、魏三国齐心协力,不但瓜分了晋国,杀了智伯,而且还夷灭智伯九族,最后只有更姓的辅果一脉得以幸免,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三家分晋”。智伯的死,非常具有历史意义,因为这个事件成为春秋与战国的分水岭,《资治通鉴》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写起。

讲这个故事,是要引出司马光对智伯身死族灭的评论,司马光评论说:“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司马光认为,智伯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局,是因为智伯的才能胜过了德行,是智伯才有余而德不足造成的。古往今来,像智伯一样因才胜德导致的身败名裂、身死家灭、族灭乃至国灭的事情,何止千千万?历史这本教科书,为我们昭示了一个千古不易的真理:在德行与才能二者之间,更应该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放在首位,突出道德价值优先的位置。

做官先做人,从政先立德,要把修身做人、正己立德与为官为政统一起来,打牢修身做人的基础,夯实为官为政的根基。为人不正,为官必邪,所以,在选拔任用领导干部时,不能只重其才,不能“唯才是举、唯才是用”,而应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把道德修养作为重要指标,把修德、养德、立德放在首要位置。

〔作者:王杰 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