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的历史轨迹和理论逻辑

2020年1月15日 15:00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 字号:

◎ 本刊编辑部

国家治理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当今中国发生了历史巨变,中国之治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根据历史和现实作出的选择。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符合中国实际,符合人民意愿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它体现了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中国智慧,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新型国家治理体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系统总结中国国家治理的经验,重点阐释“中国之治”的制度内涵、显著优势和理论逻辑,为解读“中国之治”的奥秘提供了“金钥匙”;同时聚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13个方面提出“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根本要求,作出了一整套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决定》揭示了“中国之治”的实质包含两大核心内涵:一个是制度,一个是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之治的根和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之治的方式和方法。前者规定国家治理的前进方向,后者为前者提供体系支撑和能力保证。两者是一个整体,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统一于国家治理效能,成为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关键因素。进一步分析我们还认识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中国之治的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法律和制度管理社会各个方面事务的能力,贯穿于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决定》提出了中国之治的重大命题,指明了中国之治的发展方向,开辟了中国之治走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境界。

一、中国之治:从乱到治,走向善治

从近代史上我们看到,曾经辉煌的中国因为外敌入侵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多年间,众多仁人志士面对内忧外患,为救亡图存苦苦追寻。各种政治势力尝试了多条道路、多种制度、多种主义,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建立起保证亿万人民当家做主的全新国家,终结了中国人落后挨打、国家四分五裂的乱局,实现了中国由乱到治的历史转折,实现了从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经历了苦难煎熬的中华民族掀开了崭新一页。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确定了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建立了国家政权组织体系。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957年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此后一段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不断地探索适合国情的治理制度和治理道路。但由于缺乏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验等多种原因,在探索过程中也走过不少弯路,甚至遭受过严重挫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校正了国家治理的航向,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新征程。1992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预计:“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进入新世纪,我们在国家治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为国家的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有力保障。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向好的态势同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国家乱局频频形成鲜明对照。同时,我们也看到要使国家治理适应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和经济社会转型的发展要求,确保国家长治久安,还有许多亟待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站在历史和全局的战略高度,制定了新时代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全面总结新中国70年国家治理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要求全党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一项重大任务: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这一战略安排指明了国家治理的根本方向,明确了新时代中国之治走向善治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透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在没有现成经验可借,也没有成功先例可循的背景下,凭着“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经历艰苦曲折的探索发展的过程,集古今中外国家治理先进理论和实践经验之大成,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国家治理道路。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余年来,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走对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成功的和科学的制度体系。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我们已经走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之路,只要我们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就一定能够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中国之治:优势在哪里,优势哪里来

通观中国之治的理论与实践,核心是中国之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我国进步和发展,确保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这个制度和治理体系包含丰富的思想内容,蕴含深刻的治理规律,具有显著的优势和鲜明的特色。正是这些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提供了坚实依据。

(一)中国之治显著优势在哪里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从13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进行了阐述。这些显著优势是全方位的整体性的。每个显著优势之间都存在相互作用的紧密联系。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全面依法治国等,突出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本质的优势;全国一盘棋、各民族一律平等、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共同的理想信念、走共同富裕道路等,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价值理念和目标愿景的优势;与时俱进、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坚持党指挥枪、“一国两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独一无二的优势。在所有的显著优势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最大的优势。党的领导制度统领和贯穿其他各项制度,是党和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是中国之治成功的根本保障。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最鲜明的优势,是中国之治的动力之源。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最关键的优势,是中国之治的重器。

(二)中国之治显著优势来自哪里

首先,来自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突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先进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主张生产关系一定要与生产力相适应,上层建筑一定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建立起为人民谋利益、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面对我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存在的不相适应的矛盾勇于自我革命,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创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我们党从国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遵循国家治理规律,在长期的探索实践中建构起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实践证明“中国之治”的制度和治理体系符合中国实际、适应时代变化、经得起历史检验,具有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其次,来自我们党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治理现代化实践结合,突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优越性。中国古代治国以民生为本,留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千年古训;以“天人合一”为尊,奉行“道法自然”“与时俱进”的治理哲学;以“大同”“小康”为社会理想,充满“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齐家治国平天下”“多元一体”“一统江山”等家国情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为治世理念,施行“和谐中道”“等贵贱均贫富”“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等为政之道;以“安邦定国”“富国强兵”为目标,坚持“仁政治国”“德主刑辅、以德化人”“选贤与能”“自强不息”等施政之策。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历史沉淀下来的治理之道,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根基,是我们党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在政治制度方面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定不移地把人民当家作主当作国家的基石,把“民心向背”作为关系国家命运的关键;在经济制度方面,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道路,通过社会主义保证民生改善和公平正义;在社会制度方面,坚定不移布局“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利益。

再次,来自我们党把吸取世界文明成果与自我完善结合,突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我们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不断从世界不同文明中汲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有选择地综合性地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有益经验,同时结合国情自主创新,而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生搬硬套,走出了融汇世界文明、聚汇多国智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极力避免西方对抗性民主模式相互倾轧掣肘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两极分化不可调和的弊端。鉴于世界格局和基本国情的变化,我们持续推进自我革命、自我完善,既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创造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强大的内生动力,成为全球治理的佼佼者。由此,我们认识到“中国之治”是“世界之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治理模式,源于中国,融于世界,属于世界。实践证明,在全球治理中既有的传统治理方式已经陷入困境。成功的“中国之治”不仅可以为世界各国的治理提供新的路径参考,而且可以为全球治理改革提供新的思路;可以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治理新路提供启示,也可以为西方社会走出治理困境提供启迪。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人物抱定只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体制才是唯一政治正确的观念,对中国之治吹毛求疵,横竖看不顺眼。可以断定随着中国之治的更大成功,一定能够拨开各种舆论的迷雾,打破他们对中国之治的偏见。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之治”汇集世界文明成果,凝聚各种精神力量,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活力资源。其中,既有世界文明的先进基因,更有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基因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红色基因。

三、中国之治:制度有自信,治理有效能,成功有保障

考察中国之治的内涵和特点,中国之治是一场制度变革,也是一场治理革命。我们必须坚持制度和治理的统一,把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结合起来去理解去贯彻。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质干部队伍”。因此,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在这里,中国之治有一个内在逻辑,理论上有严密的科学性,实践上有持续的可行性。

(一)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前提也是核心

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关系国家发展的方向道路,决定国家兴衰成败。今日中国面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建设、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等面临严峻挑战。就我们的国家制度来说,还没有达到尽善尽美,也尚未完全成熟定型,还有许多的问题和不足的地方需要完善。我们党要应对时代之变,化解风险挑战,闯过惊涛骇浪,完成为中国人民谋利益、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势必要完善优化我国的制度,并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体现制度领导力。

制度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出13个“坚持和完善”的战略部署和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把中央顶层设计落到实处,理论工作者也应担负起为国家治理理论创新服务的使命。一方面要让好制度更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出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主要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当前和今后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和完善这些制度,建立一整套更可靠、更管用、更有成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同时抓紧制定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制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为“中国之治”奠定制度基石。另一方面要让制度更管用。把国家治理的一切活动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规范之中,强化制度执行力,彰显制度在“中国之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目标也是手段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必须服从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如果没有有效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而言,两者相辅相成,是一个严密的有机整体。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有了强大的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二者联系紧密,但又不是一码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各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既要坚持完善治理体制,也要强化优化运行体系。现代国家要建立人民满意的行稳致远的治理体系,实现“管得了”和“管得好”的善政、善治,必须顺应“天下之势”谋划“天下之治”,防止在治理体制体系的改革中出现颠覆性的错误。其根本在于守正,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的根本原则。关键在于创新,围绕“谁来治理、怎么治理”,建立完备的党的领导体系、人民当家做主体系、健全的法治体系和高效的治理实施体系、严密的治理监督体系、有力的治理保障体系。着力点是全面部署、整体推进,把握国家社会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最终要把治理体系完善的优势转化为有效的国家治理。

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把握国家社会治理规律,顺应历史发展和科技进步趋势,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重点是提高干部队伍的治理能力,以高超的领导智慧和艺术,把各方面制度、体制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效能。善于运用法律和制度提升事务治理能力、问题治理能力、风险治理能力;善于践行先进的思想理念,以战略思维谋全局,以辩证思维解难题,以创新思维促发展,以法治思维图善治,以底线思维保安全;善于学习运用信息学、统筹学等现代技术,提升数字治理能力,实现精准决策、高效执行、有效服务。

(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保障

党是我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领和贯穿其他各项工作的。坚持完善中国之制、推进优化中国之治,最根本的一条是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是党的领导制度。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健全党领导一切工作的制度体系。全面深化制度改革,完善各项制度,发挥制度效能,更离不开党的领导。唯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统一谋划,科学设计,制定完善备至的制度体制改革方案;才能强化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带头执行制度,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发挥优势。

国家治理体系由众多子系统构成,涉及各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唯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发挥中央顶层设计的引领作用,最大限度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制定治理方案,使治理体系和结构更加科学合理、更加协调严密。治理能力包括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涉及的工作千头万绪。唯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培养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干部队伍担负起领导治理现代化的重任;才能组织动员亿万人民参与社会治理实践,确保国家治理的各项工作更加顺畅更加有效;才能最大限度整合全社会资源,攻克治理进程中的各类难题,化解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切实解决群众最关注的突出问题,充分发挥党领导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以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成功实践证明了的毋庸置疑的科学制度体系。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我们对这个制度和治理体系充满自信、深感自豪。中国之治一定能够成为世界文明中的灿烂之花和丰硕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