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厚重而鲜活的危机领导力教科书

2020年3月26日 9:33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 字号:

一本厚重而鲜活的危机领导力教科书

——举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启示和警示

◎本刊编辑部

2019年末,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随后扩散全国,成为国际关注的高风险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020年农历大年初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召开会议,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研究和再动员部署。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会议决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在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掀起了一场举全国之力、解全民之患的“抗疫战争”。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事件。

目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已呈现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但人员流动和聚集增加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在加大,尚未根本解除。湖北和武汉防控任务依然艰巨繁重。疫情急迫,国难当头,对国家应对疫情的领导力是一次大考。考验的首先是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既拷问领导力、检验领导力,也锻造领导力、增强领导力。梳理和思考领导干部在疫情预判、危机应对、社会治理和恢复重建等方面的种种表现,无疑是一本极其厚重的活生生的抗疫领导力教科书。为我们有序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化解疫情风险危机提供了经验启示,也提供了教训警示。

一、牢记历史教训:疫情事关民族存亡、国家兴衰

党中央强调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这是依据历史的深刻教训、现实的紧迫形势作出的重大决定。领导干部要清醒认识疫情事关民族存亡、国家兴衰,毋庸置疑地担负起抗疫的使命和责任。用时下最流行的话说:“疫不容辞”!这是每个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政治定力。

历史上疫情危害之凶,令一代代人谈之色变。翻开中国历史,传染病疫情记录年代越近越多,频率越来越高,史料越来越细。据《中国古代疫情年表》提供的统计数字:从公元前243年到公元1911年,2154年里发生重大疫情352次,平均6.1年一次。到了清朝共发生115次,平均2.3年一次。东汉末到三国初因暴发传染病,加之战乱,人口从6000多万骤减到1500万以下。204年至219年的瘟疫中,一些地方人口死亡率达50%甚至更高。中国文坛著名的“建安七子”,有5人死于瘟疫。明末清初,瘟疫直接导致北京城意外沦陷;天花害死了顺治皇帝等上层政治人物;饥饿难忍的民众吃老鼠及其储藏的食物引发鼠疫,死者更是无数。在欧洲,1347年至1353年,黑死病席卷整个欧罗巴,死亡约三分之一的人;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暴发于美国堪萨斯州军营,一年之内席卷全球,患病人数超过5亿,吞噬4000多万条生命,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4倍。科学研究者探讨人类史上的瘟疫,认为最主要的原因:一是世界各地人员、商品包括物种、微生物交流的扩大,难免传入一些新传染病或亚种;二是人与动物发生密切的接触,必然发生病毒的感染和传播。反思历史和眼前的疫情,可以形成一个“哀而鉴之”的基本共识:疫病给人类造成无数灾害和社会问题,严重影响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左右历史的进程。也正如《大瘟疫》的作者所言,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也是一部瘟疫毁灭史。瘟疫推动人类创造文明,锻造了人类向死而生的韧劲。

当今世界,人群大流动,商品大流通,创造了绚烂多彩的现代文明,同时也存在巨大的挑战和隐患。新世纪以来突发性高传染的病毒疫情从未消停,便是一个重要表现。先后发生的SARS病毒、H1N1流感、脊髓灰质炎、寨卡病毒、埃博拉等疫情,一直是全球公共卫生面临的难题。病毒传染不分国别、地域、种族,具有明显的“扩散性”“跨国性”,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新冠肺炎病毒袭击中国,同样也在国外流行,这说明每一次突发疫情考验的不只是当事国,而是全球各国。人类在健康问题上面临共同挑战,必须建立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将是世界性灾难。

当代中国,随着改革开放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新时代,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14亿人的健康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兴亡。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健康中国”。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部署,我们要以共建共享、全民健康为目标,以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推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等为重点,开展15个重大专项行动。明确提出要在预防传染性疾病方面为人类降低传染病危害作出贡献,在公共卫生方面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典范。用习近平同志的话说:“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面对缺乏理论认知与临床救治经验的新病毒,应对连续出现的不确定的防控难题,打赢这场抗疫战争,既要有责任担当之勇、又要有科学防控之智;既要有统筹兼顾之谋、又要有组织实施之能。有没有抗疫意识,有没有应对能力,是对领导者有无领导力的“试金石”。

二、切记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人世间,生命最宝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疫情防控是一场保卫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严峻斗争”,“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党“初心使命”的具体体现。疫情当前,必须带着对人民生命的敬畏,坚守“生命重于泰山”的理念,把“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至上”作为最高行为准则,做到“疫情如令,责任如山”,主动担负一城一池的领导责任。这就要求领导干部把“人民生命高于一切”作为最大的政治,激发勇往直前的抗疫领导力。

疫情像一面镜子,不仅照出每一位干部面对人民生命受到威胁时的心态和姿态,而且检测出危机应对能力的强弱。有人当机立断,科学应对,与时间赛跑抢夺生命,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上来,把力量和资源汇集到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各项工作上来。但也有人不把人民生命当回事,麻木不仁,盲目应对,弄虚作假,失职渎职,成为“罪人”,留下骂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央要求“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原则,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反复要求“全力以赴救治感染患者”,“及时收治所有确诊病人”,“决不能因费用问题耽误患者救治”;一再要求把关心关爱落实到确诊患者和疑似患者身上,落实到密切接触者、居家隔离的观察者身上;尤其强调保障一线医护人员的生命健康,也包括在一线坚守公共岗位、志愿岗位、民生岗位、特殊岗位的所有公务人员和其他人员。中央指导组成立后,全国一盘棋,建立党组织集中统一领导,政府、医院、企业、志愿者和社区居民多元联动的抗疫共同体,全面扭转疫情蔓延局面。为加强重点地区疫情防控,发起湖北疫情决战的总攻:先对失职失责者严肃问责安定民心,起用能人加强一线指挥;非常时期用非常办法,设立四道防线,发现患者第一时间送治;调集各地尖端医疗资源,用在最急需的地方和最危重的患者身上。一项项部署,一件件措施,招招见效,体现着“群众生命大过天”的情怀,让国人看到了战“疫”的曙光。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地方一些领导起初对新冠肺炎病毒严重危害生命的风险认识是不足的。以至于有人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现出内疚、愧疚和自责的心态,并且说到只要有利于疾病的控制,有利于人民生命安全,承担什么责任都可以。试想一想,如果各级领导切实把人民生命放在心上最重要位置,本来有望短期内可控的,只需在一个地区打一场局部性的防疫战,就不会变成这样让人焦灼的消耗战,变成一场全国性的总体战阻击战,以致可能要做长期作战准备,打一场惨烈的持久战。

三、铭记人民为中心:众志成城,全面抗疫

疫情具有广泛的社会性,直接危害和间接损害的都是人民,抗击局部性的或大范围的病疫都离不开人民。抗疫本质上是全民抗疫、全面抗疫的人民战争。打赢这一场抗疫战必须统筹兼顾,汇集人民力量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加强医疗物资调度调节、保障生活必需品以及煤电油气等供给;还要及时疏解社会舆论压力,协调解决物流交通、复工复产复学等突出问题,维护社会治安稳定。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具备超强的群众动员力和统筹协调力。

抗疫战争打响后,党中央一声令下,几千万共产党员冲到一线战在前沿,14亿人民令行禁止居家隔离筑起生命防线;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一夜封城没有暴乱没有抢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各行各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千亿防疫资金迅速到位;330多支医疗队4万多医护精锐驰援湖北;四面八方加班加点把急需物资送到救治一线。特别是火神山、雷神山两座各3万多平米的传染病医院10多天就建成;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在艰难的环境中强撑硬扛,超负荷地抢救患者;社区工作者背负重重压力,挨家挨户测体温查疫情,不厌其烦为隔离者送医送药代购代买……显示出执政者超乎寻常的动员力、前所未有的凝聚力,更显示这个伟大民族巨大的自觉性、强大的战斗力。由此也给我们抗疫斗争以深刻的启示:

发挥“举国体制”优势,要把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整合好,更多地激活社会力量。民间社会潜藏着巨大的资金、人才、技术等抗疫资源。如腾讯捐赠3亿人民币设立第一期新型肺炎疫情防控基金,阿里巴巴表示设立10亿元医疗物资专项供给基金。华为除捐赠资金用于抗疫,为火神山医院捐赠5G终端、显示屏、PC办公设备等比钱更重要的稀缺资源,还组织150人的专家组驻扎武汉专门维护网络建设。这说明以企业为代表的社会力量足够强大。信息化时代,“小社会”已化为“大社会”,必须改变一切都由政府主导的“大政府、小社会”的传统治理思路。尤其是疫情严重地区面对政府焦头烂额力不从心、社会力量干着急有力使不上的情势,领导干部要学会适度分权,节制权力欲望,强化民间合作,建立现代社会共治体系。特别是基层街道、村庄社区严防死守,医护服务、生活保障、治安维护等等,更需要社区组织和志愿者团队担当防控主力军重任。《新民周刊》2月16日发文说到,一个快递小哥“组局”,众人相随一呼百应,解决了千名医护人员出行用餐等难题。抗疫中各地涌现许多这样被称为“平凡人做伟大事”的“平民英雄”,足以说明动员社会力量抗疫多么重要。

遵循“同心圆”理论,要把抗疫目标和群众安全健康利益结合好,更多地激发群众的智慧和积极性。一方面要与群众抱有同理心。只要看一看那些疑似患者急于就医四处奔跑排队等待的情景,听一听感染者就医无门的求救声、隔离者困在家中的哀叹声、网上生死离别般的倾诉声,想一想那些心神不定的人稍不留意就被感染的惶恐惧怕的感觉,就能够体会到群众多么需要我们,为群众做什么做多少都责无旁贷。另一方面要放手让群众参与。让专业人士正常发声,让民间组织和志愿者队伍多方投入,使社会每个成员成为“利益相关者”,万众一心共担抗疫责任。

四、抓住核心和关键:主动作为,果断决策

面对突发重大疫情,主动担当、积极作为、迅速行动、果断决策是掌握抗疫主动权的前提,是对领导干部危机领导力的最大考验。从疫情暴发到2020年2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全盘谋划,全面部署,全程指挥。先后9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决策层面的重要会议,1次主持面向17万人的电视电话会议。针对抗疫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审时度势、综合研判,制定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总要求,确立了“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总目标,提出一系列科学防控的应急策略,并多次作出分类指导全国抗疫的重要指示。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表现出大国领袖危难时刻超常的领导智慧和决断力,也显示出“不获全胜绝不轻言成功”的必胜信心,为各级领导干部作出了表率。鉴于突发事件危机应对决策大多是非程序的有限理性的,必须建立快速反应的科学决策机制,要求领导干部着力提升决策力和魄力。

专家们认为,疫情防控要抓住牛鼻子。总体而言,关键在于抓预防,力争做到不死人。疫情流行,关键在于控源头、防扩散、抓救治,争取实现少死人。抓不抓得住,要看领导的决断能力。决策牵一发而动全身,要解决核心问题,还要兼顾解决相关问题;要合理合法,还要当机立断。就病毒防控、患者救治而言,三个重点环节的决策至关重要。

一是研判疫情。这是科学决策的先决条件。就武汉来说,疫情预测评估明显存在不确定性。初发期在病毒传不传人、可不可防问题上纠结,在封城、隔离等问题上迟疑,防控如同黑夜开车。流行期在感染者底数、蔓延扩散的规模等问题上缺少精准预测,加之资源保障、医疗力量不足等原因,导致疫情多发来势汹汹。事实明明白白警示我们:疫情研判要有超前性预见性果断性,还要有专业知识的支撑,宁可把风险估计得更大点,把困难估计得更多点。

二是阻断传染。传染病的扩散性是引发人们恐慌的根源。防控疫情最重要的是迅速切断传染源,控制传染源,保护易感人群。武汉最深刻的教训,就是没有及时严格实施隔离救治、封城管控等措施;没有对所有患者进行集中隔离,对所有密切接触人员进行居家管理;没有做到内防扩散、外防输出。市长自己也承认对疫情“既有披露的不及时的一面,也有利用有效信息来完善工作不到位的地方”。特别说到一个超千万人口的城市采取封城,关闭离汉通道是非常艰难的决定。而潜江市委决定提前采取隔离措施,黄冈市委毫不犹豫罢免失职官员,快速采取封村、封社区等措施,不仅把握了抗疫主动权,而且被事实证明是明智之举。

三是集中救治。当年非典突降,中央领导下令必须实现病人的高治愈率、低死亡率和医务人员的零感染率。北京市决定建一所类似野战医院的小汤山医院。很多人看来这个措施不可能实现确定的目标,也有人认为这是极其冒险的决定,甚至预言极有可能使医护人员成批倒在小汤山。时任院长张雁灵说:我们的出路只有三条,第一条是没有完成任务,带着耻辱走出去;第二条是发生大规模感染,大家都死在小汤山;最后一条是病人有效救治,医护人员零感染。结果小汤山医院走出了第三条路,一共治愈672名非典患者,治愈率超过98.8%;1383名医护人员无一感染,创造了医学史上的奇迹!武汉疫情暴发,一些感染者住院无门,轻症拖成重症。集中救治不力是个重要原因。随后决定抢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特别是应用“整装卸”理念设计现代化机动医疗系统,建立模块化的被称为“生命之舟”的方舱医院,救治形势迅速出现转机。实践证明正确决策需要科学的思维和决断的魄力。卓越的还是平庸的领导者区别就在这里。

五、抓住全程和重点:依法防控,维护稳定

从一定意义上讲,抗疫是非常态下的社会公共治理。法治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锐利武器,也是应对复杂性特殊性疫情的有效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求是》杂志第5期发表重要文章,要求“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领导干部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防控工作,必须切实增强依法抗疫的执行力和把控力。重点是:

依法铁腕治疫。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员要管理,海量的信息要披露,救援物资要筹集投放到位,各种措施要一层层落到实处。用法解决问题,靠法化解矛盾,依法抗疫是最有效的应急处置方法。非常时期,有的地方擅自阻塞道路;有的人谎报疫情警情,编造散布谣言;有的乘机盗窃诈骗、哄抢破坏、侵占挪用抗疫物资设备;有的感染者或疑似病例者拒不接受检疫、隔离和治疗,甚至故意传播传染病毒。特别是有些人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生产销售伪劣的防治防护产品和防治传染病的假药劣药等等,更是可恨之极。各地严厉打击疫情防控期间违法犯罪行为,是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安定的强力举措。

守住法治底线。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以保护人民利益为根本目的。即使再正义的事也不能无法无天,不能侵犯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各地联防联控、群防群控,采取霹雳手段,加大执法力度,有利于防控疫情蔓延。但有些地方执法行为与依法治疫要求相差甚远,个别地方目无法纪,甚至存在执法过度超越底线的极端化行为。比如有发热症状的刑满释放人员竟然顺利离汉进入北京市一个小区,湖北省司法厅、监狱管理局、武汉女子监狱等单位,北京市疾控中心、公安局大兴分局、东城区崇文门外街道办事处等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严重失职渎职,有关部门理所当然要依法依规依纪作出严肃处理。再如云南省大理市擅自扣押征用途经此地的外省市防疫口罩,情节恶劣,性质严重。有关部门对包括大理市委书记和市长在内的8名责任人进行问责处理。这些做法捍卫国法,顺乎民心。从各地报道看,有的地方搞地域歧视,规定对来自湖北等地人员一律禁止入内。还有的地方一关了之、一停了之,规定业主持房产证出入小区,住在社区的租户不得进入,送快递的不准进入,连医护人员都不让进入。还有的以防控名义,冲进住户扇人耳光,令人下跪,甚至荒唐到对一家人打扑克加以训诫,赤裸裸地侮辱人格,侵犯他人合法权利。这些为所欲为任意限制居民正常活动的行为明显无视法律,造成病毒和管控双重恐惧。

推动立法修法。我国围绕应急管理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的文件有400多个。其中关于应对突发事件和传染病防治的就有20部。突出的问题是紧急状态法和生物安全法等至今仍没有颁行。更重要的是有的法律法规之间内容冲突、适用混乱、衔接不畅,还有的缺乏实施细则和可操作性。例如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对预警主体的规定就明显不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九条规定,传染病的预警只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级政府才有权发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应当……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那么到底谁来发布警报、什么情况下发布;疫情分级、属地责任怎么界定;哪些权力需要集中统一,哪些权力应该下放地方等等,都需要作出更明确的规定和制度安排。武汉本应尽早向社会发布警报并启动应急预案,但市长说“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显然,法律的规定和执行存在不当之处,这就需要在顶层设计上弥补漏洞,在法治实践中纠正弊端,进一步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

六、抓住根本和规律:科学抗疫,精准高效

疫情具有复杂性特殊性,抗疫带有规律性专业性。尊重科学精神、实施科学防控是根本要求。防控疫情必须根据暴发期、消退期、恢复期的特点精准施策。救治传染病人,必须科研和临床、防控相结合,集中医学、流行病学、病毒学等各方面力量开展攻关,研究病毒传播理论,研发有效的疫苗和药品,尽快把管用的研究成果运用于临床救治实践。领导干部要有号令各方的权威,还要有科学处置的效率,必须拥有科学抗疫的指挥力和胜任力。

要靠医学进步救治疫病。历史上一次次瘟疫造成重大灾难,但并没有毁灭人类。原因在于医药和医疗技术战胜了病魔。这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中国古代名医辈出,尤以中医药救治瘟疫深受推崇,故而有“不为将相、偏为良医”的美谈。春秋时代深明医理精于医学的扁鹊,唐代毕生为民除病研治麻风病的孙思邈都被奉为“药王”。东汉时期华佗精通传染性寄生虫病治疗被称为“神医”。张仲景因治疗“伤寒”被称为“医圣”。19世纪的法国狂犬病肆虐,巴斯德全然不顾随时降临的生命危险,成功研制狂犬疫苗。面对世界上每年百万人死于天花,英国的琴纳不惜身家性命,发明牛痘疫苗,战胜了烈性传染病。历史上无数像他们这样舍身求法的人,用医学进步筑起防御病毒的铜墙铁壁,成为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守护神。

新冠肺炎病毒袭击武汉,从国家卫健委专家组进驻,到钟南山先生作出病毒人传人的认定,有一个逐步被认识的过程。如果专家组第一时间不是言之凿凿说“不会人传人”,就不会使有关专家一次次被事实“打脸”;就不会让全中国买单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一些国家出现传染病例,而部分病患者并无访华史。这说明对病毒来源等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在救治过程中虽然一时很难找到特效药,但已建立全国诊治协作网络和病例库,分析了上万个治愈病例,通过中西医结合,不断完善诊疗方案,最终逆转战“疫”形势。毫无疑问,白衣战士科学救治功不可没。实践证明医药科学和医疗技术是疫魔的克星,忽视医药科学、误判误诊误治都是病疫的帮凶。

要靠科学管理防控疫病。抗疫是一场总体战。要医治数以万计传染病人,做好数十万人隔离和潜伏期人员的服务管理,必须建立统筹联动的应急救援体制和高效运转的防控机制,不讲科学领导、科学治理是无法实现的。湖北疫情扩散,一段时期出现种种乱象,局面让人失望,引起群众激愤。主要原因是指挥不当、管控不力、调度混乱,犯了许多低级错误。抗疫进入战时状态,一些领导依然按常态和惯例工作,什么事都要层层上报审批,贻误抗疫最佳时机;有的还在沿用开会报告、视察讲话、作秀留痕、把危机应对当作官场表演的老套路;有的缺乏专业能力和行业经验,茫然慌乱,躲避甩锅,甚至置身度外;还有的依旧采用维稳时期简单粗暴甚至非法过激的防控手段。抗疫到了最吃劲的紧要时刻,中央不得不断然“换将”。按常理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但一些领导治理能力严重缺失,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也警示各级领导干部:提升科学指挥和治理能力刻不容缓。

还要指出的是,抗疫中无数公务人员特别是基层干部舍生忘死不分昼夜坚守岗位,殚精竭虑默默奉献无怨无悔,担当和能力可圈可点,也因此许多优秀干部在火线上被提拔。同时也有人漫不经心、怠工懒政,治理效率极其低下。仅在湖北因工作不得力被组织依纪问责处理的就超过600人。难以容忍的是一些地方抗疫形势十万火急,工作千头万绪,什么事都还依赖政府,而政府部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却极为严重。口号喊得很响,看上去好像卖力落实上级指令,事实上在用会议传达会议,用文件落实文件。尤其是各种各样的表格没完没了,令基层不堪重负,苦不堪言。据新华社2月12日报道,“表格抗疫”消耗大量时间精力。武汉城区某指挥部8个人从早到晚填表,凌晨两点还在填。这表明抗疫中明显存在科学理念和科学方法缺失的短板,必须尽快补上这一课。

要靠科学生活方式预防疫病。发生严重疫情,健康知识不足和生活方式不科学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古人告诫我们讲究饮食卫生“勿食生冷”;讲究饮水卫生,井水、江湖沟渠之水“用须煮滚”;讲究口腔清洁,“凡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等等,都是预防疫病的常识。时至今日,高密度人口的大国要成为现代化强国,必须走科学生活文明生活健康生活的道路。非典虽已过去17年,不少人“惊魂未定”,记忆还没消失,恐惧还没消除,但那些不文明不健康的愚昧行为似乎没多少改变。如一些人热衷食用野味,疫情期间照常走亲访友,宴请聚会,多少无知可怕的科盲。这就警醒我们需要一次科学生活的教育运动。领导干部要做文明科学生活的典范,要同步推进科技强国与健康中国建设;引导社会大众树立科学生活理念,普及科学生活知识,培养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践行《黄帝内经》提出的“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预防原则,建立完善的现代卫生防疫体系。

七、抓住焦点和热点:引导舆论,疏解情绪

疫情扑来,人们焦虑、忧愁和恐慌是普遍现象。发泄情绪、表达诉求、诉说不满是正常反应。一些自媒体发出大量信息,不乏凭借想象“报道”的疫情、带有个人色彩的意见主张,难免存在真假难分、是非颠倒的谎言和谬论。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的话说,“目前最大的敌人不是病毒,而是恐惧、谣言和污名化,最有价值的是事实、理性和团结”。因此,疏解群众情绪,维护社会秩序,必须抓住舆论的焦点和热点,积极主动、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地发布信息,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必须做好舆论引导和政策宣传解读,引导群众形成共同认识共同行动,防止谣言传播出现过激的情绪或失控的局面;还必须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通报疫情,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卫生安全。领导干部特别需要增强抗疫的思想引领力和舆论影响力。具体说:

要让群众看得到领导,看得到敢担当有智慧的领导。领导干部直接面对群众和群众沟通是最好的方式。2003年非典时期,刚到任十天的北京市长王岐山就接受采访上直播,告诉市民市长在想什么,做什么,平复了大家的畏惧心理,增强了政府号召力组织力。新冠肺炎病毒演变成大规模公共卫生危机之后,国家卫健委和疫情高发的省市,每天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防控情况,围绕患者医治、疫情防控、物资保障、社区管理等多方面群众关注的主题,邀请相关部门负责人发布信息介绍情况,回答媒体提问,起到了公开信息、稳定民心、指导防控工作的积极作用。然而,疫情暴发之初,一些地方领导危机意识不到位,应对思路不确定,物资储备不充足,加之媒体经验不丰富,接受采访回答提问要么答非所问,要么颠三倒四,要么环顾左右而言他,群众不解渴不解气。教训是显而易见的。在百姓们看来,你对媒体提问避而不谈,对群众关切置之不理,是严重的官僚主义,是有负众望不称职的领导。一个领导在媒体上给群众留下如此负面印象,经过互联网等新媒体无限放大,不但影响抗疫,而且损害自身威望。这是十分可怕的。

要善于化解舆论风暴,善于营造舆论环境。鉴于舆情的复杂性,要做好舆情研判,主动发声,通过媒体融合和交流互动,让正能量充满传播空间;同时要面对敌对势力乘机造谣生事,揭露他们混淆视听、恶意挑动、兴风作浪的阴谋;还要面对民众情绪宣泄,疏导发声渠道,正确引导舆论走向。最艰难的是平息因疫情而起的舆论风暴。比如因一些敏感话题引发的民间热议,潮水般的情绪化的跟风式的指责叫骂,加之混乱浮躁肤浅的噪音杂音,压力前所未有。这就警示我们必须营造晴朗健康的舆论治理环境,让社会氛围阳光起来,让群众心态平静下来。首先,要科学设置舆论平台。允许群众发表意见,让媒体和受众不再忍受说实话心里话难的憋屈。其次,要鼓励问题讨论。支持社会各界讨论关乎国计民生的国运国策,给有志人士报效祖国的用武之地。领导同志要有肚量听取更多不同声音抑或是责骂,别把需要了解的意见掩盖了,把吸取群众议政智慧的渠道堵死了;同时依法合理规范各类媒体、社会组织和网民的行为,不要刻意回避或过度限制。如不敢面对不会应对舆论,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

八、抓住善后和反思:完善体制,化危为机

按照控制理论,事后控制和事前控制、事中控制相比,是应用最多、最广泛的方式。从全国抗疫暴露的问题来看,我们还有体制不完善和发挥不充分的地方,特别是领导干部治理能力方面的问题更需要总结反思。非典危机后中国公共卫生体制有很大进步,但危机应对预案似乎并没有在各地得到落实:千万人的大城市竟没有一个专门的疫病防治医院,多数地方没有疫情应对机构,没有足够的应急物资储备,甚至连防护口罩都没有准备。古人说“多难兴邦”,关键要“化”难兴邦。当下抗疫还在持续,领导干部作为应对危机的关键人物,要把疫情防控作为政绩,也要把经济社会发展当作政绩。在打好化危为机主动仗、做好善后恢复重建工作的同时,应进一步总结防控得失和能效、经验和教训,完善疫情防控体系,做好长期防疫抗疫的准备。

善后恢复重建。一要及时打扫清理疫情战场。一盘大棋尽在手中,各项防控工作要善始善终。比如随着疫情的扭转,对在疫情中抢回生命的人和受到伤害的当事人或家属,要继续做好情感安抚和生活照顾,使他们摆脱“阴影”走进正常生活状态。二要尽快投入恢复重建战场,为经济社会发展争得时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外部环境恶化,依靠财政投资拉动的老办法显然是不够的,需要采取实操方案和紧急措施,帮助各行各业复工复产。对那些经营艰难的民营、小微企业要给予更多扶持,对那些因停工停业、收入断崖式下跌的从业者要建立专项帮扶机制。

完善危机应对机制。一要把应对危机转变为预防危机。要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抓住风险识别、评估、预警、应对和处置上的薄弱环节,确立革除弊端整改方案,避免再酿疫情扩散的大祸。特别要针对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的缺失、公共卫生投资和防疫物资储备的不足、公共环境治理和卫生防疫体系建设方面的死角等问题,进行彻底排查整治,从根本上防控重大公共卫生风险。二要把防控体制转化为长效机制。历史经验证明,病疫从未远离,还会伺机来袭,抗疫任重道远。要汲取17年间发生两次疫情的惨痛教训,对今后十年二十年以至更长时间,会不会再接二连三发生疫情作出研判,将应对“重大疫情”列入与应对战争和恐怖事件同等重要的国家总体安全序列。强化风险意识,树立红线思维、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做最坏的打算,作最大的努力,争取最好的效果。着力完善病疫预防控制体系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立集中统一高效的领导指挥体系和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等等,以更完善的应急机制、更高效的防范措施来应对未来可能更可怕的病毒疫情,扎实防控各种内生性和输入性的病疫流行,确保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安全。

九、归根结底:党的领导是打赢抗疫战争的坚强保证

抗疫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以战时状态全力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突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力量的超常强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受到世界众多国家政要和组织机构领导人的肯定和称赞。还用谭德赛的话说,在疫情面前“中国政府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展现出中国政府坚定的政治决断力,展现出中国国家领导人卓越的领导力,展现出中国科学家非凡的能力。他认为,中国采取的措施为全球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设立了“新标准”。原因在于中国有令发展中国家羡慕的、打破欧美定式的国家制度。这个制度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主要是有一个凝聚全民的共同目标;有一个容纳最多民族精英的执政团队;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成为核心;有一个民族传统,每到危机关头就会激发出惊人的能量;有一种政党精神,每到危难当头,总是身先士卒,为人表率。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中国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对遏止疫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说到底,党的领导是打赢这场抗疫战争的坚强保证,或者说就是我们夺取抗疫胜利的密码。“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是经过历史验证、富有深刻内涵的共识。抗疫实践进一步告诉我们:关键时刻更要靠党。党的领导是我们办成一切大事难事、也是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根本保证。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党中央勇立潮头,驾驭全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第一时间召开会议,作出决策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定下抗疫总方针、总基调、总原则,显示坚定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体现了党的“主心骨”“定盘星”作用,奠定了抗疫的政治基础。第一时间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统一指挥全国抗疫,同时成立中央指导组深入一线指导督导,构建抗疫指挥体制,奠定了夺取抗疫胜利的组织基础。

面对疫情肆虐的严峻形势,各级党组织把住关口,不辱使命。在党中央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全面承担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快速形成一级盯一级、一级守一级、层层抓落实,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抗疫执行体系,从根本上保证了顶层决策、指挥指令快速落实、快速见效。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充分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带领群众与疫情展开生与死的较量,通过多种渠道,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确保抗疫无“空白”、无“盲区”,在风险挑战面前成为真正的“中流砥柱”。

抗疫斗争充分表明,我们党具有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政治领导力确保抗疫斗争方向,思想引领力提供抗疫精神力量,群众组织力奠定抗疫胜利基础,社会动员力营造抗疫积极氛围。这不仅直接推动中国抗疫斗争走向全面胜利,而且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向世界传递中国信念中国智慧,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有助于推动形成抗疫共识和抗疫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