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宗教治理的中华文化根基

2020年6月2日 15:23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 字号:

◎胡绍皆

[摘要]本文从我国国家治理的悠久传统、历代政教关系的重要特征、历代宗教政策的基本主线和价值取向、历代宗教健康发展的必由路径等五个方面,对当代中国宗教治理的中华文化根基作了较为深入的梳理和论述,从一个侧面回答了中国的宗教治理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的内在原因,有助于人们加深对我国宗教政策历史文化渊源的了解与理解,也有助于增强我国宗教工作的文化自信。

[关键词]当代中国;宗教治理;中华文化根基

[中图分类号]D6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7270(2020)03―0112―04

[作者简介]胡绍皆,中国宗教杂志社主编。

我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信仰各种宗教的群众近2亿。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宗教问题作为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把宗教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和一整套与之相匹配的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促进了宗教关系和谐,这与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因为宗教问题不断引发矛盾冲突形成了鲜明对比,书写了“中国之治”的宗教篇章。当代中国宗教治理,有着深厚的中华文化根基。领导宗教工作,要加深对宗教历史文化渊源的了解,树立文化自信。

一、重视宗教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的悠久传统

古人说:欲知大道,必先知史。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处理好宗教方面的问题,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国历朝历代对宗教治理都很重视。早在春秋时期,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左传》就提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把“祀”与“戎”并列上升到国之大事的高度,充分说明了古人对于宗教活动的高度重视,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智慧。

为了把宗教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我国很早就设置了宗教事务管理专门机构。据史书记载,由于佛教流行,北魏时期“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见《魏书·释老志》)。这是中国古代最早设立的专门管理佛教事务的部门。到唐代,佛教事务由礼部尚书所属之祠部郎中、员外郎掌管。宋代佛教、道教事务,先由太常寺掌管,后划归鸿胪寺。元代设宣政院,统领佛教寺院并管辖西藏一切政教事宜,设集贤院掌管道教事务,设回回哈的司掌管伊斯兰教事务,设崇福院掌管基督教(当时称“也里可温”)事务。明代僧官道官制度更为严密、系统,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系统的僧官、道官体系。清朝沿袭明制,设立各级僧、道机构管理各地寺院宫观,同时还加强了对藏传佛教事务的管理,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活佛管理制度。

综上所述,我国自北魏以后就逐步形成了一套系统完备的宗教治理体制,它包括一套系统的政府宗教管理机构和定额管理、官方登记与资格审查三项常规管理制度。这一体制是我国古代宗教关系特别是政教关系和谐的制度化保障。在数千年的历史上,我国之所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严重宗教迫害的次数不多、时间也不长,无疑与高度重视宗教治理和很早就形成一整套较为成熟的宗教治理体制有着密切关系。

二、政主教辅是我国历代政教关系的重要特征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待宗教,一方面是善加利用,所谓“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把宗教纳入社会调控系统,用以神化自身、教化黎民;另一方面又与宗教保持一定距离,成立专门机构对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进行管理和控制,不使其对自身统治构成威胁。所以中国历史上也没有出现欧洲中世纪那种教权支配王权的现象,而是王(皇)权支配教权,教权服从和辅助王(皇)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主教辅型的政教关系。

我国王(皇)权高于教权的政治文化传统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当时,最高统治者开始自称为天子,后来历朝历代沿袭不变。这一称谓一方面表明自己受命于天,以此神化其统治;另一方面也表明君权至上,一切组织和个人包括宗教组织和宗教人员都必须依附于王权,否则就是大逆不道,人人得而诛之。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中国历代王朝一般采取“以儒为先,佛道辅之”的政策,把佛教、道教等作为推行政治教化的辅助工具,从而形成“三教”并立的局面。中国历史上很多皇帝,对以“三教”互补来治理天下有着深刻认识。比如,隋文帝杨坚登极之初,就说:“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浅深,殊途共致。”唐高祖李渊开国不久,也昭告天下:“三教虽并,善归一揆。”

与此同时,历代统治者对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则严加控制,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对宗教进行严格管理,如核准设立寺观庵院、颁布度牒、禁止大规模宗教集会、禁止教职人员未经批准私自远游等。对宗教势力的壮大也十分警惕,一旦宗教势力过度膨胀,甚至威胁到政权基础的稳固时,封建统治者就会采取严厉的压制措施,历史上出现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1]

在王(皇)权至上的中国传统政治语境下,宗教也主动依托国家政权谋求立足和发展。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一段时间磨合后,开始自觉比附儒学,言帝王即佛化身,将忠君与事佛等同起来。东晋著名僧人道安还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表明了佛教对于皇权至上的认同与顺应。道教自产生之初就提出了“助帝王化天下”的主张,将自己定位为辅佐王道,维护朝纲。[2]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也积极开展“以儒诠经”活动,明清之际伊斯兰教学者王岱舆还强调:“忠于真主,更忠于君父,方为正道。”[3]

三、开放包容是我国历代宗教政策的基本主线

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就一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思想主张“和而不同”“和实生物”,本质上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哲学。在儒家和而不同、开放包容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统治者并不拒绝宗教,而是在维护儒家思想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实行“三教并奖或多教并奖”政策,对各种本土和外来宗教文化持接纳包容的开放态度。由此,我们看到,魏晋以后,在会通儒家、参赞王化、辅助君主政治的大前提下,佛、道教信仰获得了各自发展空间,儒、佛、道三教不仅并存,而且各有分工——以儒治世、以佛修心、以道养生。在三教并存的基础上,逐渐出现了“三教合一”的趋势。到唐代,在统治者的支持下,佛教中国化深入发展,道教日益兴盛,儒释道“三教合一”达到了新的高度。三教合一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是中国宗教多元通和、和合共生的生动反映。

此外,唐朝时期由于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各种文化互通交融,景教、祆教、摩尼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域外宗教都在中国得到传播。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当时仅景教就达到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唐以后的宋、元、明、清时期,在宗教政策上虽各有损益,但总体上都保持了因俗而治、开放包容的宗教政策。

中国历史上“三教(或多教)并奖”、因俗而治、开放包容的宗教政策,既有主,也有辅;既有统一性,又有开放性;既讲一致性和共同性,又允许一定程度的差异与特点存在,符合事物辩证统一的客观规律,符合中国多民族多宗教和谐共生的国情特点,是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具体体现,有力地塑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和五大宗教“多元通和”的宗教传统,促进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四、倡导和谐是我国历代宗教政策的价值取向

倡导宗教关系和谐是中国历朝历代宗教政策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也是我国宗教多元通和优良传统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在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物文献中,最能生动反映我国古代倡导宗教和谐政策和我国宗教多元通和品格的,就是珍藏在北京故宫的镇馆之宝——《一团和气图》。此图乍看似一笑面弥勒盘腿而坐,细看却是三人合一。左边是一位头戴道冠的老者,右边是一位头戴方巾的儒生,中间则是一位露出光光头顶、手捻佛珠的佛门中人。这幅图的作者是明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故事取材于1000年前东晋时期陶渊明(儒生)、陆修静(道士)和慧远(法师)“虎溪三笑”的典故。明宪宗为什么要画这样一幅图,固然有他当时的政治考量,我们暂且不去管它。但穿过历史的云烟,我们依然能够读出此图更加深层的喻义,这就是最高统治者对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认可与肯定。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从魏晋以来开始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现象,已经从民间走向了宫廷,从思想义理层面走到了实践生活层面。我国目前很多地方仍然保存着三教合一的宗教活动场所。

与“三教合一”相比,我国文化史上还有一种现象更加让人惊叹,这就是“学通四教”。“学通四教”是明清之际以中国伊斯兰教金陵学派集大成者刘智为代表的一批“回儒”倡导的,他们主张“学通四教”(儒释道回),“回而兼儒”,创造性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概念诠释伊斯兰教思想,开启了“以儒诠经”的文化会通之路。[4]刘智的著作《天方典礼》,还被收入乾隆时编纂的《四库全书》,生动见证了中国宗教和谐的高水平与大境界。

中国宗教和谐关系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首先,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源头与主干之一的儒家文化,是一种讲求和谐的思想文化,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和谐是儒家文化的特征向量与根本精神。其次,中国各宗教在历朝历代倡导和谐政策的引导下,又长期浸润于崇尚和合的中华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分工并存、相互吸收”,逐渐形成了相互尊重、取长补短、调和融通、多元通和的优良传统。因此,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宗教相比,我国宗教具有更加强烈的现实品格,更加崇尚和睦和谐,更加讲求道德理性,而较少神秘主义和狂热极端。

五、坚持中国化方向是我国历代宗教健康发展的必由路径

众所周知,在我国五大主要宗教中,只有道教是土生土长的宗教,其他四个宗教都是历史上从国外传进来的。最早传进来的是佛教,之后是天主教,紧接着是伊斯兰教,最后是基督新教(在我国称为“基督教”)。但天主教历史上曾三次传入我国,又三次遭遇失败,直到鸦片战争后,才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与基督教一起大规模传入我国,由此形成了我国五大主要宗教的基本格局。

一部中国宗教的历史,也是各外来宗教不断走向中国化的历史。以佛教为例,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传入我国后,同我国的儒家、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赵朴初先生在《佛教和中国文化》一文中,从三个方面总结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一是与中国的思辨哲学相结合,向学术化发展,教义愈研愈精,形成了二万三千余卷大量译籍和著述;二是与中国的精美工艺相结合,向艺术化发展,使佛教成为绚丽多彩的艺术宝库;三是继承龙树的“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的思想,与中国的人生理想相结合,向社会化发展,使佛教与中国社会密切联系起来。他指出,这三个方面的结合,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习近平主席201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演讲中,也谈到了佛教中国化的问题,他说:“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

再举一个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例子。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其中国化经历了“寻找相通—寻求变通—实现会通”三个阶段。唐宋时期是“寻找相通”的阶段,当时伊斯兰教还处于侨居宗教的形态,穆斯林被称为“蕃客”,他们聚居的社区被称为“蕃坊”;元朝时期是“寻求变通”的阶段,其标志就是一个新的民族——回回民族,通过民族交往交流与交融,在中华大地上正式形成,甚至出现了“元时回回遍天下”的情况;明清时期是“实现会通”的阶段,伊斯兰教通过“以儒诠经”运动,开展经堂教育,改革宗教制度,融入中华礼俗和地方民族特色,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文化,实现了伊斯兰教的本土化和中国化,穆斯林也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回顾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开放包容、历代政府的积极引导,以及穆斯林积极主动学习中华文化,自觉调整伊斯兰教中与中国社会、文化不相适应的内容,是伊斯兰教实现中国化的重要因素,也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健康发展的必由路径。[5]

天主教、基督教传入我国历经曲折,在中国化的道路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外来宗教中国化的必要性和艰巨性。人们也看到,在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推动和洗礼下,天主教、基督教中的有识之士也觉醒起来,挺身而出,发起“自立运动”和“本色化运动”,要求洗掉自身的“洋教”丑号,作出了拥抱自己的民族、社会和文化、迈向中国化的积极努力。这一努力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巩固和发展,经过反帝爱国、自立革新和“三自”运动,中国天主教、基督教变成了中国天主教界、基督教界独立自办的宗教事业,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在宗教方面也是如此,我国宗教要同我国文化和国情相适应,尊重我国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绝不能照搬照套国外的标准、模式和价值观。这是我们今天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必须把握的应有之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营养剂。回顾我国宗教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我国当代宗教政策与宗教治理有着深厚中华文化根基作为支撑,具有坚韧的内生性和鲜明的独特性。我们一定要鉴往知来,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高度重视宗教治理,扎实做好宗教工作;要推动我国传统政教关系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把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落实到宗教工作的全部过程;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做好“导”的工作,贯彻落实好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要把握宗教政策的和谐导向,促进宗教关系和谐;要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不断提升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层次和水平。

[注释]

[1][2][3]王作安.关于当代中国政教关系[N].学习时报,2009-11-23(1).

[4]沙宗平.“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以儒诠经”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文化会通”[J].宗教与哲学,2017:316-332.

[5]宗文.正确看待伊斯兰教[J].中国宗教,2017(07):20-23.

(责任编辑:陶元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