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俭持家的古人风范

2020年6月26日 9:57 来源:学习时报 字号:

我国古人崇尚节俭,为官者,也将节俭提升为治政的重要要素,作为治政的政治理念贯彻到政治实践中。

元代孔齐在《至正直记》中说:“俭者,美德也。人能尚俭,则于修德之事有所补。不暴殄天物,不重裘,不兼味,不妄毁伤,不厚于自奉,皆修德之渐,为人所当谨。先人幼遭世变,衣食不给,至壮始有居。仕而得禄,家用日饶,盖亦勤于治生所致。自壮至老,三十馀年,未尝妄用一物。资产虽中年颇丰富,亦未尝过用,犹如昔年也。”孔齐的成长经历和节俭精神值得后人学习。

宋代倪思在《经锄堂杂志》中指出:“俭者君子之德。”倪思针对当时世俗对节俭的排斥和抵触,鲜明地提出:“世俗以俭为鄙,非远识也。”节俭对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深刻广泛的影响。倪思对俭的价值理解得非常深刻和到位:“俭则足用,俭寡求,俭则可以成家,俭则可以立身,俭则可以传子孙。”节俭可以满足日常之用。周怡在《衡山寄示可贵儿》中强调:“一身吃着有限,吃些粗的,着些粗的,将就用些。”个体吃穿住行是有限的,能够满足日常之用就可以了。节俭可以寡欲少求。吴麟征在《家诫要言》中指出:“四方衣冠之祸,惨不可言,虽是一时气数,亦是世家习于奢淫不道,有以召之。”纨绔子弟之所以败家,在于他们没有坚持节俭的原则,而是选择追求奢华。节俭可以兴旺家业。朱柏庐在《劝言》中说,“勤与俭,治生之道也。”即使家庭富裕殷实,亦要节俭持家,家族必定会发展壮大、兴旺发达。节俭可以自立于世。王士晋在《宗规》中说:“多费多需,至于多取,不免奴颜婢膝,委屈徇人,自丧己志。”这是由于没有运用节俭精神指导个体行为而产生的后果。节俭可以给子孙作榜样。宋代名臣司马光节俭持家,对孩子教育也贯穿节俭的精神。他在《训俭示康》中以“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而自傲,告诫孩子“以素俭为美”是人生最大价值之体现。

宋人郑至道在《琴堂谕俗编》中专门有“尚俭素”一节内容,书中认为:“俭,美德也,古人之所宝也。”郑至道引用古代例子来说明俭朴的重要性;“禹圣人也,帝舜称其德,曰克俭于家。人君富有天下,犹以俭为德,况民庶乎?”紧接着,郑至道具体围绕怎么做到节俭进行论述:“人能崇尚俭素,身自撙节,省口腹之欲,抑耳目之好。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不务虚饰以丧实费。食可饱而不必珍,衣可暖而不必华,居处可安而不必丽,吉凶宾客可备礼而不必侈。如此则一身之求易供,而一岁之计可给。既免称贷举息,俯仰求人,又且省事寡过,安乐无事。故富者能俭,则可以长保。贫者能俭,则可以无饥寒。岂不美哉?”宋代名臣王旦,虽然位居宰相高位,仍然能够以俭朴自持。他平常着布衣布杉,所居皆毡席。家人以缯绵装饰,他坚决予以抵制和否定。“虽位极一品,而饮啖全少,家亦不蓄声伎。”他以身作则,家人亦有俭朴之风。“身殁之日,子弟犹有衣褐衣者”。王旦面对皇帝的赏赐,能够做到拒绝,可见其节俭精神持有之坚定。宋真宗见王旦住所简陋,准备给他修缮,被他拒绝。宋真宗又试图赏白金五十两给他,他辞谢道:“已恨多藏,况无用处。”王旦教育其家后辈:“子孙当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争财为不义耳。”临终前,王旦留下遗嘱:“我家盛名清德,当务俭素,保守门风,不得事于奢侈,勿得厚葬以金宝置棺中。”王旦去世50年后,宋朝的一位臣僚丁度仍以王旦俭朴之家风教育自家子弟:“王旦为宰相十五年,卒之日,子犹如布衣。汝曹自力,吾不复有请也。”王旦处在高位,仍能坚持节俭,“长保”效果最终显现。作为一个王朝的统治者,如果自身能做到节俭,可以为国家开源节流,发挥示范作用,夯实统治基础。

清代名臣朱轼治家节俭,治国从俭,将节俭精神很好地贯彻到家国治理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他在家中,提倡节俭,而且还能做到以身作则。他“以身教俭,除供亿,减出入仪从,衣绨、啖粝”。在他的示范作用下,他的家人乃至仆人、下属“无敢曳纨绮”。他要求自己的夫人吃穿俭朴,每日与仆人一起洒扫、下厨。家中吃穿住行都有严格的规定和标准,与常人无异,持之以恒地加以保持,多年下来,外人竟然看不出他是官宦之家。

朱轼不仅对家人严格要求从俭,而且在地方治政中,积极提倡和推广节俭精神。他在浙江担任巡抚的时候,看到浙江有追求奢华的不良风气,“浙俗竞为浮靡,民朝不计夕,弊甚”,制定了民间婚丧用度标准和定式,旨在矫正不良风俗,令官员百姓一律遵行。“久之,浙民便之,郡邑长望风自饬”,民赞其行。除了颁布约束民俗的规定律文外,他还能细心周祥地做好教化工作。在集市中,朱轼看到一个夫人穿着华丽,便问其夫是何人,回答竟然是卖菜者。朱轼感觉到民间追求奢华之风极大,于是告知她自己的巡抚身份,并亲自带着这位妇人回自家,在厨房中,要求这位妇人认一下自己的夫人,妇人好长时间都不能确认。此时,朱轼指给她说:“此炊者,夫人也。”这位妇人甚为惊讶。等到中午的时候,朱轼邀请这位妇人一起吃饭,这位妇人看到“馔惟蔬菜”,又为一惊。午饭后,朱轼便请这位妇人离署。这位妇人离开朱轼家后,深受感动、深感惭愧,于是改装从俭,且广为传播朱轼的节俭之事,“浙俗一变”。

朱轼作为康雍年间的大学士,不仅治家从俭,而且还能从朝政的高度,提倡节俭治国,将节俭的精神提升到国家兴衰的高度,殊为难得。他在治国中,十分强调用人、理财。他在临终前给皇帝的遗言中也申明:“国家万世根本,君心所重者,理财、用人而已。”从理财的角度看,他十分注重节俭精神的应用。正如陆游在《放翁家训》中所说:“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约,败于奢靡。”朱轼在推进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整顿国家财政过程中,十分注重开源节流,最终确保国库充足,国家富强。

(作者:石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