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引领力

2020年8月11日 10:22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 字号:

◎苗贵安

[摘要]领导力的本质就是影响力,思想引领力是领导力的重要体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国民党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以及加强党的内部组织建设过程中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从领导力视角看,毛泽东思想是以哲学层面的思想方法为内核,以宏观层面的战略思想体系为骨架,以工作方法层面的政策策略为血肉的科学思想体系。思想引领力主要表现为,在党的内部实现高度的团结统一,在外部掌握中国革命话语的主导权,在实践上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力;毛泽东思想;延安时期

[中图分类号]D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7270(2020)04―0042―05

[基金项目]山东省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青岛市社科规划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思想领导力”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苗贵安,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科社教研部讲师。

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力是指党在思想方面的影响力,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用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和武装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头脑、统一思想、指导革命实践、抵御一切错误思想干扰的能力。毛泽东指出:思想和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的关键,强大的思想引领力使中国共产党展现了卓越的领导力,为中国革命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思想引领力是领导力的重要体现

领导力是领导者对追随者所施加并为追随者所接受的积极的正向的影响力。关于影响力的概念,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影响力是人类行动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即一个或更多行动者的需要、欲求、偏好或意图,以一种与影响力施加者的需要、欲望、偏好或意图在方向上一致(而非相反)的方式,左右一个或多个行动者的行动或行动意向。”[1]影响力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诱导和权力,说服和操纵,权威、暴力和强制等,上述各种形式是共同存在、互为补充的。但权威不同于其他形式,权威是和合法性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学家阿尔蒙德认为合法性可以这样来理解:“如果某一社会中的公民都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罚,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2]这种自愿认同的行为,就是合法性的一种表现。

一般来说,政治体系中的领袖们都试图赋予其行为以合法性,通常都会信奉一套或多或少具有连贯性与完整性的主义。其主要目的就是为其在该政治体系中的领导地位提供自我说明和辩护。这套主义就是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领袖们提倡一种意识形态的主要目的,是要赋予他们的领导地位以权威与合法性,并因此能够在一个惯常与可持续的基础上来运用这种最经济的政治影响力形式。既然意识形态是一种重要的权力,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就会产生强大的思想引领力。

政治思想是人们对作用于自己的客观政治现实的理性思考,是意识形态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中国革命现实的系统化反映,为全党认识政治现实提供方法指导。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延安时期确立起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强大思想引领力,进而形成了强大领导力。

二、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力的形成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毛泽东问题研究专家雷蒙德·F.怀利认为:“首先,创立一种真正独具特色的中国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于城市中党的许多知识分子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寻求某些中国文化独立于西方(以及苏联)的明显的表现。其次,毛泽东及其亲密的支持者知道,毛泽东需要树立鲜明的思想特征,以此为武器去对抗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留苏学生的权力及莫斯科本身确实存在的权力。再次,绝大多数中共党员,无论其政见如何,都意识到中共需要提出一种相对清晰的、能够赢得中国大众拥护的意识形态,以此与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花言巧语作斗争。”[3]可以说,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是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树立正确思想路线的需要;是赢得在全国民众中的影响力,同国民党争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需要;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需要。

(一)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党内最高领导层的人选受到共产国际的控制和干预,在指导思想和政策制定上也无法超越共产国际所规定的范围。毛泽东曾指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两头比较好,中间一段时间较差。特别是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王明等人在米夫的支持下掌握了党中央权力后,全面贯彻共产国际错误指示,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军事上的错误路线,毛泽东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党中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领导。

1937年底,王明受共产国际的指派回国以后,根据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示精神,在党内推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主张。在同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并写进会议传达大纲。王明的主张得到党内部分人的认同和追随,在党的实际工作中造成不良影响。为什么党内部分人对王明等人推行的忽左忽右的错误政治路线认识不清呢?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党内还普遍存在着一种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盲目崇拜的现象,中国共产党理论上还不成熟,还缺乏理论自信,缺乏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就曾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有一个极大的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4]。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党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此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得到共产国际和全党的认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破除党内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迷信和盲从,破除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影响,建立起自己独立的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指导思想。这一任务是通过延安整风实现的。

(二)同国民党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需要

马克·凡尔登在《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中指出:“毛泽东进一步加强了他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权力。他的著作及领袖风范被第一次当作党的政策以及精神的化身。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相继成功地设计了游击战争和统一战线的战略;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中国的造反运动中人们有意识地树立领袖的个人形象以号召国人。在国共两党的冲突愈演愈烈、两党都在作战后准备的时候,第二方面便更显得重要。”[5]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提出的口号是:“以宣传对宣传”“以理论制驭理论”,妄图以“三民主义”篡改和取代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全面抗战开始时,国民党还在武汉发动“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宣传活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掀起新一轮的反共高潮,组织无耻文人攻击共产党和毛泽东。尤其是1943年五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国民党更是抓住机会不遗余力地攻击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鼓吹中国必须要有一种正确的意识形态,作为一切革命努力和国家建设的基础,正是在上述外在环境压力下,毛泽东思想最终提上了党的议事日程,进而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以此和国民党争夺在全国人民心中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

(三)党的组织内部建设的需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影响,党建立起的革命根据地丧失了90%,白区党的组织损失殆尽。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做出大力发展党员的决定,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到1940年,党员人数增长了20倍,由抗战初期的4万人增长到80万人。从组织管理角度看,党员人数和基层党组织如此快速的扩张必然给党的管理带来挑战。雷蒙德·F.怀利指出:“民族主义情绪的飞速高涨使得这几年入党的年轻人很多是受到抗日激情的驱动而参加党组织的,其人数与那些入党动机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党员人数相当。”[6]这个时候党内存在大量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时贫苦工人和农民也都会带来一些意识形态的包袱。

因此,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指出:大批的新党员还没有受到教育,很多的新组织还没有巩固,他们同老党员和老组织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大批的新党员、新干部还没有足够的革命经验。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完全的统一的理解还相距很远。所以,开展整风学习,加强党的建设,武装全党的头脑,形成全党思想的统一,势在必行。毛泽东思想就是在解决党内组织和发展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

三、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力的主要构成要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形成强大的思想引领力和领导力,关键就在于全党在理论上走向成熟,自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从领导力的视角分析,毛泽东思想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以哲学层面的思想方法为内核,以宏观层面的战略思想为骨架,以工作方法层面的政策策略为血肉的博大精深的科学思想体系。

(一)哲学层面的思想方法

思想方法是哲学层面的内容,是一个科学思想理论体系中最为核心和基础的东西。恩格斯多次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7]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方法,主要是指思想方法和思维方法。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曾说过:方法无非就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相互结合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具体到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就不会有正确的思想路线,也就不可能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

毛泽东思想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其中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延安时期毛泽东写下的《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重要著作就是其主要体现。这些著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集中体现着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具体来说有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主要解决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主要解决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独立自主是指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主要解决内因和外因的关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二)宏观层面的战略思想

宏观层面的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骨架,主要包括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核心的总体革命战略和为实现总体革命战略所制定的战略体系。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必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必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这里的大图样指的就是总体革命战略和政治路线。仅有总体革命战略和政治路线还不够,还要有实现政治路线的具体战略。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把建立国家政权作为战略重点加以考虑,并不断探索和确立革命的战略目标、战略任务、战略力量、战略步骤、战略途径,最终找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

延安时期,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现实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的纲领,科学回答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革命战略的成熟,是共产党大战略的典范之作,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全局性和前瞻性。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思想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既有总体的革命战略,又有地缘战略、建党战略、建军战略、人民战争战略、军事战略、统战战略等战略体系。这些战略思想是对总体革命战略的具体展开和落实,是“纲”和“目”的关系,并共同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战略体系。

(三)工作方法层面的政策策略

政策和策略是具体工作层面的内容,是在思想方法基础上,对战略的具体贯彻和落实。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

对于政策策略的重要性,毛泽东强调说:“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战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知道的。”[8]可以说,战略具有原则性、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策略是对战略的展开和落实,更具有灵活性、适应性。政策策略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在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等方面。如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等。

四、中国共产党强大思想引领力的体现

延安时期,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具有了强大的思想引领力和领导力,主要表现在党的内部实现了高度的团结统一;外部确立起了中国革命的话语权;实践上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的主导权。

(一)全党实现了高度的团结统一

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关于党的团结问题,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有过精辟阐释:党的团结必须是也只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在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正确的组织原则的基础上的团结。党的团结统一,从政治上讲,就是全党在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上的一致。如果没有全党在纲领和路线上的一致,就会失去共同的奋斗目标和行动指南,也就失去了全党团结的政治基础,从而也不可能形成全党真正的团结统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整风运动,在全党进行了一场深刻的思想教育,彻底清算了王明“左”、右倾错误在党内的影响,克服了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在党内的不良影响,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保证了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正确,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高度团结统一。

(二)确立起了中国革命话语的主导权

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科学阐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合法性论证。抗日战争进行到相持阶段,面对国民党政府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舆论压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树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毛泽东先后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科学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进行什么样的革命和如何进行革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一些研究者指出:“《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宣示了中共新的革命与建国篇章,消除了知识界对中共的误解,成为一些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中共的原因。此外,《新民主主义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论与术语成为知识界的分析工具,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9]从《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产生的广泛影响来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的合法性提供了充分的论证,使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在全国人民中的意识形态主导权,在全社会产生强大政治号召力。

(三)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思想基础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实践。毛泽东思想一旦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和掌握,就迅速转化成为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强大物质力量。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使得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之下,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彰显了强大领导力。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和壮大,党员发展到120多万,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民兵发展到260余万,根据地面积达到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在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仅用了3年多时间就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实现了党的七大确定的“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奋斗目标。

[注释]

[1][2]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吴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31,31.

[3][6]雷蒙德·F.怀利.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M].杨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34-235,138.

[4]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20.

[5]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M].魏晓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84.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742-743.

[8]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04.

[9]王毅.民国知识界言说中的《新民主主义论》[J].党的文献,2016,(3):101-107.

(责任编辑:张国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