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三忌——《群书治要》论领导者易犯的毛病

2020年10月12日 14:44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 字号:

◎刘余莉

[摘 要]《群书治要》作为治国理政的经典,关于君道及领导艺术的内容丰富。其中特别强调领导者要充分认识自己的职业特点,克服三个易犯的问题,即“负且乘”“详于小事而略于大道”“正谏者诛,谀进者赏”。这样才能恪尽职守,顺利实施领导的职能并达成领导的目标。

[关键词]群书治要;领导艺术;直谏;廉洁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270(2020)05―0117―04

[作者简介] 刘余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群书治要》是一部协助唐太宗创建“贞观之治”的治世宝典,是领导干部汲取中华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必读之书,关于领导之道的内容非常丰富。《群书治要》强调,在上位的领导者必须充分认识自己的职责特点,克服三个易犯的问题,才能实施有效领导,达致领导目标。

一、负且乘,致寇至

《群书治要·周易》中强调:“负且乘,致寇至。”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不能既想当官又想发财。在《群书治要·汉书》中,记载了董仲舒对汉武帝的上书,阐明了这一道理:古代的国土,也是今日的国土。同是一片国土,而在古代能够使国家大治,上下和睦,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官吏没有奸诈邪恶,因无人犯罪而囹圄空虚;恩德润及草木,福泽广被四海。以古观今,为什么相差得这么远?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错乱,以至道德风气衰败成现在这种状况?

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后,董仲舒自己进行了回答:想来大概是现今的治国之道比之古时有所差失,或者是与天理有所违背吧?上天对待万物是公平的,因而也有所分配。譬如,给予了一个动物很锋利的牙齿,就去掉它的犄角;动物长着翅膀的,就只长着两只脚。这就是接受了大的好处,就不能再获取小的好处。同样道理,古代凡是接受俸禄的为官者(也就是现在的领导干部),不以体力劳动谋生,就不得从事商贸事业,这也是接受了大的好处就不得再谋求小利。如果已经接受了大的好处,又要谋取小利,连上天都不能使其满足,更何况是人呢?富有的人奢侈美满,贫穷的人艰难愁苦,而居上位者却不予救助,人们就会不乐意生存下去;人民不乐意生存下去,连死都不躲避,又怎么会躲避犯罪呢?这就是刑罚之所以繁多,但奸邪却仍然制服不了的原因。所以享受俸禄之家,以俸禄为生就行了,不能与人民争占产业。这样利益就可以普遍分布,而人们也可以家给人足。这是上天的公理,也是上古的治国之道。天子应该取法此道作为制度,大夫也应该遵循它,并成为自己的行为。

这一段话说明,古代的圣贤君子身居爵位,都不愿与民争利,更不会去从事工商业谋取利益,所以百姓才崇敬他们的品行,听从他们的教导,被他们的廉洁所感化,而不贪婪鄙陋。董仲舒接着说:由此看来,天子、大夫是百姓所效仿的榜样,怎能身居贤人之位,却像平民那样行为?惶惶不安地谋取财利,并经常担心财用匮乏的,那是一般百姓平民的意识;惶惶不安的求取仁义,并经常担心不能教化百姓的,这才是士大夫应当考虑的事。最后董仲舒用《周易》上的这句话做总结:“负且乘,致寇至。”意思是说,乘车是君子的位分,而背负肩挑是平民百姓所做的事情。身居君子之位而又去干平民百姓的谋利之事,必然会招致灾祸临头。

现在很多领导干部之所以出现问题,正是没有依据古圣先贤的教诲,也就是当官的人又想经商,或者官商勾结以谋取利益。正如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所指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这是因为,人既然选择了领导干部这个事业,就应该把怎样为人民做表率、治理国家、安定人民作为自己考虑的要务,而不是想方设法地去赚钱。正是因为人有这样一种奉献精神,选择了为人民谋利益的高尚职业,所以才特别受到人民的尊敬。所以孟子说,“爵一,齿一,德一”。这体现的是尊崇道德而不是财富的价值观。当然,如果一个人就是想赚钱,可以选择去经商。

可见,以礼治国很重要。这个治国之礼要求接受俸禄的人,就不能再从事商贸事业。如果违背了这个礼,社会就会出现苦乐不均、贫富悬殊严重,也将为自己招致灾难。

二、详于小事,略于大道

《群书治要·中论》讲道:“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乎详于小事,而略于大道;察于近物,而暗于远数。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亡也。”“大道”,指最高的治世原则,包括大略原则、伦理纲常等;“远数”,即深远的谋划。君主最大的弊病,莫过于详察小事而忽略治国的重要纲领;莫过于只看到眼前的事物,却忽略长远的谋划。从古至今,只要如此,没有如此而不灭亡的。

在隋朝时,隋文帝很勤奋,常常从早晨到太阳落山都在理政。唐太宗的很多臣子都高度评价隋文帝的勤奋。但是太宗却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虽然很勤奋,但是却没有仁厚之心,因此对周静帝及其母亲,都不能善待。隋文帝是担心自己的做法会引发臣子的不满,所以很多事情才事必躬亲,当然要从早忙到晚。但假如他一天决定了十件事情,全是花费自己的心力,可能会有一半决断不当。每天都有决断不当之事,则国家迟早会混乱。所以,应该知人善任,靠群臣的智慧来治理国家。”这就是唐太宗和隋文帝不同的地方。作为君主,特别是最高领导者,不是什么事都必须亲力亲为,而要懂得把重要的事情分派给大臣去做。

所以人君的大患“莫大乎详于小事,而略于大道”。即在细小的事情上很明察,却忽略了治国的重要纲领。可见,愈是上位者,愈要明白自己的职责所在。上位者的工作就是以身作则,教化人民,而且还要做对决策,知人善任。如果上位者管理的事情过多,精力就会分散,心就难以定下来。《大学》中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人要静才有定,有定力才有智慧,才能够决策正确。而且事情如果都被领导者做了,属下的积极性就难以调动。所以领导者应该充分授权,使下属充分发挥才智。这样自己就有更多时间静下来提升智慧,做好决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的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将军只管四个人:海军总司令、陆军总司令、空军总司令、参谋总长。艾森豪威尔将军还常常去打高尔夫球。因为他是决策的人,必须保持放松、冷静,否则他做错一个决策,可能伤亡的是数万人,甚至几十万人。如果他每天杂事很多,神经紧绷,就考虑不清重要的事。而且艾森豪威尔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发现和任用人才。因此,乔治·巴顿、范佛里特等一大批名将,都为他所用。可见,领导者的重要任务是任人,而不是做事。

关于这一点,《群书治要·慎子》中讲:“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臣相处的道理是百官各司其职,臣要去做事,而君主不用做具体的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故事无不治。”君主安逸享乐,臣子勤奋工作,臣子要尽智尽力把事情做好,而君主不要参与具体事务,仰仗臣下成功就可以了。这样,国家政事没有治理不好的。

如果君主什么事情都亲自去做,而且务求比臣下还做得好,这是代替臣下担任责任而承受劳苦,臣下反而安逸了。君主如果喜欢抢在臣下之先把事情做好,那么臣下就不敢抢在君主之前去做好事。如果臣子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隐藏起来,国事一旦有了失误,臣子反而会反责君主。这是臣子背叛君主、国家出现祸乱的做法。

君主的才智不一定是群臣中最贤明的。君主不是最贤明的,还要自视为最高明,从而掩蔽臣子之谋,就会力不从心。假使君主的才智是最高明的,但是仅凭君主一个人的智慧,而把臣下的智慧全都掩盖了,也会导致过于劳累。劳累过度就会使身体产生疲倦,身体产生疲倦也会使才智枯竭,才智枯竭又会回到力不从心的道路上去。

所以君主、领导者,如果事事都亲自去做,事必躬亲,那么臣下就不必去做事了。这就等于君主和臣子交换了位置。君主本来应该是决策,很清闲;臣子应该是做事情。结果现在却反过来了,领导把事情全做了,下属反而安逸、无事可做,这是“君臣易位”。即君主和臣子的位置交换了,这种颠倒就会导致混乱。

“人君任臣而勿自躬,则臣事事矣。是君臣之顺,治乱之分,不可不察。”君主如果放手将具体实事都交由属下做,而不必事必躬亲,臣下就会尽职尽责地去做事,臣下的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聪明智慧也得以发挥。这是关系到君臣和顺,治乱区分的大事,君主不能不明察。这就是“任人者逸,自任者劳”。

《群书治要·刘廙政论》上也有一段类似的话:“人君所以尊敬人臣者,以其知任人臣,委所信,而保治于己也……若多疑而自任也,则其臣不思其所以为国,而思其所以得于君,深其计而浅其事,以求其指撝。”君主之所以尊敬人臣,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任用臣子,并且对他们信任,把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他们,他们就能够帮助自己治理国家,保住太平。如果君主多疑,自己亲自去做事,他的臣子就不再思考怎样可以治国,而是去思虑怎样可以得到君主的欢心。他们一心一意想方设法要得到君主的欢心,而不是想着怎样把事情做好。换句话说,大家都在琢磨人,而不是在琢磨事。这是因为君主对于任用的臣子有所怀疑,所以事必躬亲,不想真正放手让臣子去做事,因而造成过多的干预。结果臣子也变聪明了,为了避免君主猜忌,他就想方设法地投君主所好。这样君主对他也就没有什么疑虑和防范了。

这说明领导者之所以事必躬亲,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属下不能够完全信任。如果领导者总是管一些具体的小事,而忽略了做决策、任贤使能等关系治国的长远谋略,就导致“察于近物,而暗于远数”,只看到近处的东西,却忽略了长远的谋划。

三、正谏者诛,谀进者赏

《群书治要·后汉书》中讲道:“秦之将亡,正谏者诛,谀进者赏,嘉言结于忠舌,国命出于谗口。”秦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能够谏诤的人被诛杀,而阿谀奉承的人却受到赏赐,善言凝结于忠臣的口中讲不出来,国家的命令都是出于谗邪之口。厌恶惩罚能够犯颜直谏之人,喜好奖赏阿谀奉承之人,也是领导者之大忌。

《群书治要·贾子》上记载着一个故事,讲的正是这个道理。梁怀王对贾子说,现在人把能够得到天地之道的人,称为“先生”,这是为什么呢?贾子就说,“先生”这个号是个泛称,大可称国君,中可称卿大夫,下可称一般的平民百姓。如果为其正名,它不是“先生”而是“先醒”。也就是说,“先生”一词来自于“先醒”,即先觉醒。有的君主没有学治国之道,终日茫然不明得失,不知道治乱存亡的根本原因,每天匆匆忙忙,就像喝醉了酒一样。而贤明的君主好学不倦,勤于治国之道而不觉厌倦,因此,他很聪慧,较先明白治国之道。一旦治理国家,他就知道怎样把国家治理好;国家还没有混乱,他就知道国家混乱的原因;国家还没有安定,他也知道如何使国家安定;国家没有危亡,他也知道它危亡的根源何在。这样的人称为“先醒”,就是先觉悟、先觉醒。世间的君主,有先醒者,有后醒者,有不醒者。

楚庄王与晋国交战,大获全胜。回来路过申侯的封地,申侯为他进奉饭食。但到了日中,楚庄王还没有吃饭。申侯就来请罪。楚庄王叹道:“这不是你的过失。我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君主是贤明的君主,又有贤师来辅佐的人,可以称王;君主是中等的君主,又有良师来辅佐的人,可以称霸;君主是下等的君主,他的群臣又没有一个赶得上他的,这样的人一定会灭亡。’现在我是下等的君主,而我的群臣又没有人能比得上我。我也听说过,‘这个世间不会缺少贤德的人’,而天下有贤德的人,我却得不到,像我这样的人,生活在世上,还吃什么饭呢?”可见,楚庄王虽然战胜了晋国这样的大国,他的道义能够使诸侯都顺从,但是他还想着怎样得到贤良的人来辅佐自己,到了日中都忘记吃饭。这样的人可称为明君,这被誉为“先醒者”。

宋昭公逃亡到了边境,喟然叹了一口气说:“唉,我知道我之所以灭亡的原因了。因为自从我称王之后,我身边事奉的人有数百人,无一不说我是圣明的君主。在内听不到我的过失,在外也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所以才沦落到了今天的地步。我今天有这样的困境也是应该的。”此后,他洗心革面,白天学道,晚上讲道,勤学不厌。两年之后,他的美名远闻。宋人就把他迎回来,重新使他复国,终于成为一代贤君。死后,人们给他一个谥号,称为“昭公”。他亡国之后又醒悟存亡的原因,所以被称为“后醒者”。

从前虢国的国君骄纵放逸,而且自吹自擂,谄媚巴结的人都受到重用,犯颜直谏的臣子都被诛杀放逐,致使政治一片混乱,整个国家的人都不服从他了。后来,晋国就举兵讨伐,虢君被迫出走。他逃到一个水泽地,说“我渴了,想喝水。”他的车夫就给他敬献了一杯清酒。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饿了,想吃饭。”他的车夫又给他敬献些肉干、干粮。虢君很高兴地问:“从哪得来的这些东西啊?”车夫说:“我已经储备很久了。”虢君问:“你为何要储备这些东西呢?”车夫说:“我是为了国君您逃亡的时候,防备路上饥渴而准备的。”虢君问:“你早就知道我会有逃亡的这一天吗?”车夫说:“我知道。”虢君说:“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劝谏我呢?”车夫说:“因为您喜欢听谄媚巴结的话,而厌恶正直的话。如果我过去劝谏的话,恐怕早就没命了。”虢君听了之后勃然大怒。于是,车夫赶紧谢罪。他说:“对不起,我的话确实有点言过其实。”虢君问他:“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会逃亡?”车夫说:“国君您不知道,您之所以逃亡,是因为您太贤明了。”虢君就说:“贤明是可以使人生存的,而我却落得逃亡的地步,为什么?”车夫说:“因为天下的君主都不贤德,只有君主您贤德,所以才会逃亡。”虢君听后喜笑颜开地说:“唉,你看,是贤德使我落得了如此困苦的境地呀!”后来,他走到山中,又困又饿,很疲倦,枕着车夫的腿就睡着了。车夫趁他睡着时,把自己的腿撤走,用一石块代替,自己离去了。虢君饿死在山中,被禽兽所吞食。这就是一个已经灭亡了还不醒悟的人,被称为“不醒者”。

以上三个故事对比鲜明,分别讲述了“先醒”“后醒”“不醒”的不同结局。可见,领导者能够任用犯颜直谏的属下,对自身的成败至关重要。

总之,领导者“负且乘”“详于小事而略于远数”“正谏者诛,谀进者赏”是取祸之道,值得现代领导者引以为戒。

(责任编辑:王 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