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如何指挥抗美援朝战争的

2020年10月30日 11:50 来源:学习时报 字号:

从中国人民志愿军渡江那一天起,毛泽东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到朝鲜战场上了。毛泽东一生指挥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役,统帅过百万以上的大军,同时在几个战场上与敌人作战,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他有着高人一筹的战略指导思想和丰富的战争经验。但是指挥抗美援朝战争,对他来说毕竟是一个新的课题。这是在一个新的战场上——国外战场,同一个新的敌人——具有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军军队作战。怎样取得胜利,这需要在实践中积累和总结新的经验。

毛泽东在指导第一次战役中提出的战略和战役的指导思想,对于志愿军取得第一次战役以及以后几次战役的胜利,意义重大。

初战必胜,这对于出国作战的志愿军来说尤其重要。第一仗能不能打胜,将决定志愿军入朝后能不能站得住脚。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过着十分紧张的生活,睡眠极少。他每天批阅大量材料,前方的电报以及各方面的情报,一个接着一个,毛泽东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加以分析,很快作出决断,指导前方作战。毛泽东当时57岁,精力也十分充沛。根据敌情的变化,毛泽东在10月21日凌晨2时30分,致电彭德怀等,正式下达第一次战役的部署。他看出麦克阿瑟在战略判断上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所以敢于兵分两路前进。他断定,这将是争取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10月25日上午,南朝鲜军一个加强营被志愿军第四十军一个团,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术,将其大部歼灭,打响了震惊世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中国人民一直把这一天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纪念日。随后志愿军经过13个昼夜艰苦作战,歼敌1.5万余人,重创号称“王牌军”的美军第一骑兵师一个团,狠刹了一下“王牌军”的威风。第一次战役的胜利,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在第一、二、三次战役的战略进攻和第四次战役的积极防御过程中,在中朝军队同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的反复较量中,毛泽东对朝鲜战争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他对抗美援朝战争总的指导方针,概括为“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并在第五次战役中,形成了“零敲牛皮糖”的作战方针。

在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后,有些人的头脑里速胜思想有所生长。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途应当怎样估量?是速胜,还是持久?这是摆在毛泽东面前需要作出回答的一个重大方针问题。毛泽东根据两次战役的经验,并听取了彭德怀等人的意见,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途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

在中朝军队连续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后,“联合国军”乘志愿军和人民军尚未充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中朝军队开始进行第四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打得十分疲劳,大量减员,要完成第四次战役积极防御的作战任务,困难甚大,亟待补充兵力。怎么办?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2月7日作出决定,实行轮番作战。这就是将过去从国内部队抽调老兵,补充志愿军的办法,改为以军为单位成建制地由国内调往朝鲜战场,轮番作战。轮番作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个新创举。

这时,彭德怀向毛泽东突出地提出兵员不足和后勤保障问题。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向彭德怀提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这一下给了彭德怀一个很大的相机处置的余地。彭德怀感到,抗美援朝战争有了一个机动而又明确的方针。这个方针,同毛泽东在第三次战役结束后不久所作的乐观估计是不同的。毛泽东认真听取彭德怀的陈述,及时调整方针,作出正确决断,这是英明的。

“联合国军”在武器装备方面占有优势,它不仅有技术精良的装甲兵、炮兵,而且有制空权,机动性很强。志愿军对美军一个团左右的兵力曾经多次进行合围,始终不能消灭它,至多消灭一个营。这与国内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人民解放军常常是整师整旅地乃至几个师几个旅地消灭敌人。这种反复出现的情况,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在1951年5月26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要求,目前打美英军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经过打小歼灭战进到打大歼灭战。第二天,毛泽东召见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第三兵团司令员陈赓时,又说:“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灭敌一个营为目标。”毛泽东把这个作战方针,叫作“零敲牛皮糖”。到6月3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里,毛泽东的这个作战方针以及对战局的估量就表述得更为明确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认识,用了十年的时间。他对抗美援朝战争的特殊规律的认识,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五次战役的反复较量证明,美国吞并朝鲜、把战火烧到中国大陆的战略图谋已无法实现。骄横的美国侵略者,开始转向谋求停战谈判。毛泽东敏锐地把握住这个机会,及时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这就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在军事上进一步概括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这个方针,对中朝军队在即将到来的长达两年之久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交错、边打边谈、又谈又打的局面下,牢牢掌握主动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为即将来临的停战谈判作了多方面准备。他懂得,要同美国侵略者进行谈判,使和平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没有雄厚的实力作后盾是万万不行的。在战场上稍有疏忽或者示弱,必定要吃亏,必定在谈判中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如何巩固第五次战役的胜利,逐步提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攻防持续作战的能力,就成为毛泽东首先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停战谈判就要举行了,毛泽东几乎投入了全部精力,来指导谈判的准备工作。他亲自起草朝中方面致“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多封复函,亲自审阅修改有关谈判接洽准备情况的新闻稿,亲自草拟朝中方面关于停战协定的草案,并征询金日成、彭德怀及斯大林的意见。许多具体而细微的准备工作,诸如谈判会议场所、对方代表团宿舍以及我方代表团宿舍的布置,各种用具、设备和食品的准备,以及李克农、乔冠华和我方代表团成员到达谈判地点开城的具体时间等等,毛泽东都样样关照到了。毛泽东指挥战争,最讲究“初战必胜”,“不打无准备之仗”。在谈判桌上同对手交锋,毛泽东也非常注意“初战必胜”。在临战之前,做好充分而周全的准备,不给对手有任何可乘之机和任何可以利用的借口。毛泽东既有指挥千军万马、气吞山河的雄才大略,又有具体、实际、细致入微的工作方法。这是令人钦佩的。

朝鲜谈判是艰难的。美方曾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1.2万平方公里土地。遭到拒绝后,就公然以武力相要挟,说:“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朝鲜谈判被迫中断,双方从谈判桌上的较量转到了战场上的较量。志愿军是在极其恶劣的气候和后勤给养严重困难的条件下,抗击“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的。10月1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英勇顽强地抗击着美军来势凶猛的秋季攻势,毛泽东发来了一个电报,写道:“志愿军党委亲爱的同志们:……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目前国内情况很好,全党及全国人民热烈支援你们。国际形势也于我们有利,敌人困难甚多。我们也有困难,有些是很大的困难,但是可能克服的。只要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和朝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可以看得出,毛泽东是带着深厚的感情写这封电报的。他代表几万万中国人民给自己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送来了温暖和鼓舞,这温暖和鼓舞将转化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事实总是与美国当权者的愿望相反。他们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都被中朝军队所粉碎。10月23日,毛泽东在庄严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向美国政府,向全世界郑重声明:“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我们的敌人认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摆着重重的困难,他们又用侵略战争来反对我们,我们没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困难,没有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们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略者,并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

谈判过程中,朝中方面的每一项提案,都要遭到“联合国军”代表的反对。双方在谈判桌前的唇枪舌剑,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有力协助下,稳操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主动权。在文斗方面,我方有理。在武斗方面,我方亦有办法依托坚固的阵地,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积少成多,取得胜利。亦文亦武,紧密配合,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较量中,迫使“联合国军”就范,达成协议。

1952年底,刚当选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到朝鲜前线视察,其主要目的不是促进和谈而是想从僵局中找到扭转战局的办法。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有可能在1953年初发动大规模攻势,以结束朝鲜战争。当发觉敌人阴谋策划军事进攻时,毛泽东迅即作出强烈而迅速的反应,设想最坏的情况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同时表明坚定立场,以有力的舆论配合,揭露敌人的阴谋。在他的指导下,最终使美军登陆作战的冒险归于失败。

12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并正式下达了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的指示。指示在最后指出:“美帝国主义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中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中央坚决相信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是能够粉碎敌人的冒险计划的。”

1953年2月,美国的军事冒险活动又有新的升级,艾森豪威尔宣布取消台湾海峡“中立化”,作出“放蒋出笼”以配合美军在朝鲜的军事冒险的姿态。他还说服参加“联合国军”的16国代表,支持对中国实行封锁。对此,毛泽东代表中国政府表明了严正立场。他在2月7日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毛泽东的讲话,向企图铤而走险的美国政府发出了严重警告,既有分量又从容不迫。

在毛泽东的具体而周密的指导下,一场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也在争分夺秒地加紧进行。到1953年4月底,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完成。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美国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寻求摆脱困境的办法。

毛泽东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和军队的最高统帅,越是取得重大胜利,越是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十分可贵的。他没有因停战谈判的恢复而放松警惕,始终抓住而又巧妙灵活地使用谈与打、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这两手,双管齐下,互相配合,针锋相对,毫不放松。

4月中旬,毛泽东向邓华提出谈判期间志愿军行动的指导方针。即“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动,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以打促谈,志愿军提前发起了夏季反击作战。对南朝鲜方面公然破坏协议的行为,果断地作出给其沉重打击的决策。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朝鲜战争结束。毛泽东仍然没放松警惕。在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两天前,毛泽东就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挥员指示说:“希望全军指战员防止骄傲,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以后,仍应提高警惕,一面自己严格遵守协定,一面防止敌人可能作出破坏的挑衅。”9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对抗美援朝作了总结。他在讲话中最后说到:“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历时近3年的抗美援朝中,发生了很多令人难忘的真实故事,有的悲壮英勇,有的令人欣慰。仅举几个例子。

第二次战役期间,发生了一件让人悲痛的事情。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英勇牺牲,和千万个志愿军烈士一样,长眠于朝鲜,成为中朝人民友谊的象征。毛岸英是经过毛泽东同意,随志愿军总部入朝作战的,担任志愿军司令部的俄文翻译和机要工作。毛泽东在他身上倾注着深厚的父爱,寄托着厚望。毛泽东从不把毛岸英看成只属于他自己的,而是属于党,属于人民,他应当报效祖国。1950年11月25日,三架美B-29型轰炸机从志愿军司令部驻地上空掠过。作了防空准备的人们松了一口气。不料,敌机突然掉转头,向志愿军司令部驻地投下了几十个凝固汽油弹,作战室被吞没在一片火海中,正在屋内值班的毛岸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彭德怀在当天向中央军委专门作了汇报,短短的电文,竟写了一个钟头。电报到了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深知这对毛泽东的打击会有多大,不愿在指挥战役的紧张时刻去分他的心,便把电报暂时搁下。直到1951年元旦过后,1月2日,他才把电报送给毛泽东看,并附信说,“毛岸英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信和电报都不长,毛泽东却看了很久很久。毛泽东强压着悲痛的心情,说了一句话:“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

彭德怀后来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以内疚的心情作检讨。毛泽东听罢,一时沉默无语。望着内心不安的彭德怀,他宽慰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现在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各种飞机约一千多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

还有就是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使美军再次认识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强大的攻防能力。1952年5月,朝鲜停战谈判取得了重要进展,只剩下关于战俘安排的问题没有解决。在志愿军全线性战术反击期间,美国为扭转战场上的被动局面,谋取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从10月14日起,在上甘岭地区发动了空前激烈的“金化攻势”。志愿军在长达43天的上甘岭战役中,打得英勇顽强,粉碎了美军的攻势。敌人动用了一切现代化的军事手段,对志愿军阵地轮番攻击。在两座高地和附近地区,敌军倾泻了190万发炮弹和5000余枚炸弹,投入的总兵力约4万余人。两座高地的土石被炸松一至两米,变成一片焦土。具有高昂士气和富有创造精神的志愿军将士,先在地表阵地与敌人反复争夺,重创敌军。后又转入坑道作战,积蓄力量,发起全线反击,至11月25日,收复全部失地。中部防线稳如泰山,经受住了又一次严峻的考验。美军从此再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攻势。美国新闻界评论说:“这次战役实际上却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

再就是,当年决策出兵时,人们最大的疑虑之一,就是担心影响经济的恢复,怕被长期的战争拖垮。毛泽东对这场战争给予国内建设可能造成的各种不利影响,作了充分估计,并作了最坏的打算。直到1951年上半年,他还对能否经受得住朝鲜战争长期化、美国企图与我打消耗战的考验,表示过担忧。然而实践证明,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抗美援朝战争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亿万人民的爱国热情和集体主义精神,国内各项建设事业快速发展,实现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战略方针。这是人们原先没有估计到的,也许包括毛泽东在内。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于赢得这场战争更加充满信心。

抗美援朝战争,是毛泽东一生最为艰难的一次决策,同时又是毛泽东军事艺术、国际战略乃至治国方略中的绝妙之笔。抗美援朝之初,中国人民志愿军能不能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爱好和平的人们都捏着一把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全世界的人们包括中国的敌人和朋友,对新中国都刮目相看。一个刚刚从战争废墟中走出来的新中国,经济还那么困难,军队装备又很落后,居然能把世界一流强国、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打败,这不是奇迹吗?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愧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他们肩负着祖国人民的重托,不负朝鲜人民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期望,完成了“保卫中国,支援朝鲜”的历史使命。全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这样万众一心、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过去那种一盘散沙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我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这对于长期处于战乱的中国人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

(作者: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逄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