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领导力 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2021年2月9日 8:55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2021年第1期 字号:

 

 

◎向春玲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社教研部教授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国情、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不同的社会制度,这就决定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不只是一种模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明确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向不是西方化,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重要方面,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枫桥经验”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征和优势的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典范。

一、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从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也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发生了重大转变与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四个治理”: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主体结构、治理机制和治理重点任务。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加快,城乡基层社区日益成为社会群体的集聚点、社会矛盾的聚焦点,基层治理是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工作。党中央要求把人力物力财力向基层转移,对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期间,强调“创新社会治理,推动服务和管理力量向基层倾斜,实现从管理向治理转变”。2020年8月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他又提出“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2020年9月17日他在湖南考察时召开的基层代表座谈会上还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在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提高基层治理能力上下更大功夫,”再次强调“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个战略课题,也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任务。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求基层传统的治理体系向现代基层治理体系转变。具体来讲,就是面对新时期基层社会治理的新任务,实现基层治理理念现代化、基层治理主体结构的现代化、治理方式的现代化。

二、新阶段新形势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新要求

当前,我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这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新阶段。在新阶段,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国际社会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识形态的斗争异常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国内社会矛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比较突出,新阶段、新形势对中国的社会治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一是公共服务提出新需求。从需求侧来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日益广泛,需要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等。人民的需要不仅多元化,而且追求高质量、高品质的生活。从供给侧来看,政府和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相对不足,难以满足现阶段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新需要。

二是公共管理提出新需求。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特别是群众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维权意识明显增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中提出“民主协商”,强调涉及老百姓的民生重大问题要充分与群众进行民主协商,即群众的事情共同商量。真正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要开辟多形式、多渠道的矛盾诉求反映渠道,及时化解矛盾,防止社会风险。

三是公共安全提出新要求。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要重视发展问题,又要重视安全问题。安全分为传统的安全和非传统的安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形态既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社会,又没有彻底进入现代社会,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转型之中。在快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社会的风险与现代社会的风险共存,而且,我们面临的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逐渐增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政府要增强责任感和自觉性,把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风险防控好,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推给上面,也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留给后面,更不能在工作中不负责任地制造风险”,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保障我国现代化的顺利进行。

三、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我国社会转型加快,基层社会治理不能再沿用传统的单一主体和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而是要实现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根据中国国情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处理好“党建”与“社建”的关系。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必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抓好基层社会治理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要求不断提升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力。但是,有的地方基层党建统筹引领作用发挥不充分,基层党建工作薄弱,存在着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现象,没有发挥好战斗堡垒的作用;有的地方党员干部丧失理想信念,没有很好地发挥党员先进模范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迫切需要加强和完善基层党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纯洁性建设,另一方面,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在基层治理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的作用,同时也要求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员发挥应有作用,党的根基才能牢固,党才能有战斗力,才能提高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可度和满意度。

基层党组织领导社会治理并不是党组织单打独斗,而是要求基层党建工作与基层社会治理相融合,克服以往基层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相分离的局面。党组织要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有效整合政府部门和社会的各种资源,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实现基层党建带“群建”、带“社建”,协调动员多种力量来满足群众的多元化需要。即党建带动基层工会、妇联、团委等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积极参与基层服务和管理,并培育和发展各类社会服务组织,拓宽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途径,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服务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枫桥经验”恰恰就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样板。

二是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现代社会,人们的各种需求是通过三大主体的运行来满足的。一个是经济组织,一个是政府组织,一个是社会组织。三者各行其职、各负其责,三者之间又是相互作用的。政府在市场追逐利润的过程中,维护社会公平;市场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又可以促进政府的职能转变,提高治理的效率。中国是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改革的过程实际上是在党领导下不断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过程。但一定程度上还存在政府大包大揽,忽视基层自治、社会协同和公民参与作用的情况,不利于基层民主法治的建设,不利于基层治理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多样性发展,形成利益多元主体,基层治理需要多种社会主体参与,与此同时,基层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热情高涨。这就明确要求政府逐渐朝着“从划桨人向掌舵人”的方向转变。大力推进政府的“放管服”改革,一要利用现代社会互联网、信息化技术提高政府服务的效率,建设现代化的服务性政府;二要上级政府向基层政府放权,增强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三要基层政府向社会放权,调动城乡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作用,调动社会组织“服务社会、规范行为、化解矛盾”的协同的作用。

三是处理好德治与法治的关系。自从有人类社会以来,法治与德治就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社会治理的方式和手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更多地是依靠道德来规范人的行为,道德伦理是社会管理的主要方式。现代社会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追逐利益的意识增强,破坏道德规范的行为越来越多。因为道德只对遵守道德的人起作用,如果一些人的行为突破了道德规范,严重伤害他人正常的公共生活,制造混乱,给个人、集体或国家造成了损失,这就需要法律和制度来惩治和约束。带有强制性并从外部规范人的行为的法治日渐成为现代社会社会管理的主要手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在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中,一方面要加强社会领域的立法工作,做到基层社会治理有法可依;增强司法的权威性,做到有法必依;规范执法行为,坚持执法公平,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加强全民法制教育,提高全民遵纪守法的意识。另一方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要加强道德规范建设,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强化道德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矛盾的作用,强化道德对社会公众的教化作用,提高我国社会文明程度。为此,在推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我们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为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