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杨朝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力

2021年9月28日 9:24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2021年第5期 字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力
  ——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

◎本刊记者 程冠军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最美好梦想,这个美好梦想也传承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所积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早在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孔府和孔子研究院参观考察时就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由此可见,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当中,有一种根本的力量,这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为了破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密码,本刊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

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弘扬民族精神基因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阐明了伟大建党精神,即“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伟大建党精神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既是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所铸就的,也是对中华民族精神血脉的传承和发展。您认为伟大建党精神从中华民族精神血脉中传承和发扬了哪些精神元素?

杨朝明: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进行过一系列的战略部署,提出过一系列的重大举措。核心价值观是文化最深层的内核,决定着文化的性质与方向,也体现着一个党、一个民族的文化理想和精神高度。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种文化要立起来、强起来,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凝结和贯穿其中的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引领力。中国共产党在自身的建设中,毫无疑问也一直秉承着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精神,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毫无疑问根植于中华民族精神,传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基因。

第一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五千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在探索真理,在思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几千年来这么多的民族更加和睦、更加和谐的共同生活在一起,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形成以来,尤其上古三代时期以来,中国人就在探讨“礼”。用孔子的话说,三代之礼是损益的关系。周代形成的中华礼乐文化是一种人文文化。从周公到孔子,从孔子到历代思想家,无数志士仁人,都倡导尊道守礼,贵仁尚义。礼也者,理也;礼也者,理万物者也。礼可以决嫌疑,济变,弥争,使人心和顺,社会和谐。为此,从孔子开始,中国人就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为自己的社会理想,讲公德,去私欲;求真知,明明德。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孙中山一直到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一以贯之,矢志不移。

第二是践行初心、担当使命。《诗经·大雅·荡》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是告诫人们,人都有良好的初心,但要保持很好的结局却不容易。西周初年的周文王这样告诫人们,孔子整理《诗经》又选取这一篇,同样是注重这样的道理。历代中国人常常引用这一诗句,告诫自己不忘初心、敢于担当,这是中华民族修身理论的精髓所在。儒家讲诚意修身,讲“益者三乐,损者三乐”,就是不忘在两种“乐”中抉择。人的精神品格是慢慢沉淀养成的,如果不诚其意,不慎其独,就可能意志不坚定,就会跟随自己的欲望,就偏离了正道,就可能忘记回家的路。

第三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中国思想文化讲究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社会的和谐,讲究公义而去除私利,为此中国人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中国文化的这个特点,形成了中国人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讲协作共赢,讲守望相助,讲究公而忘私,这样的精神影响深远,深深沉淀在中华儿女的心中。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华民族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不畏艰难,勇于探索,敢于斗争,不怕牺牲,尽管也曾经遇到过许多的艰难险阻,但中国人始终都能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第四是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在中国文化中,“忠诚”二字分量很重。忠信、诚敬,不可须臾离也。孔子教学,教以文、行、忠、信。 中华八德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孝悌是家庭伦理,忠信则是社会政治伦理。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孔子对做人的要求是言忠信、行笃敬。诚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概念,《中庸》讲“诚者,天之道也”,与“诚之者,人之道也”对言,是说人道应当效法天道。天道至诚,上天不言,但四季照常运行,百物照常生长。人之不诚,是为欺天。欺天者,必自欺也。儒家讲诚,其意就是不要自欺。中国共产党人继承这一文化精神,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忠诚于党,就是忠诚于人民。忠诚于党,就是忠诚于真理,忠诚于自己的内心。

儒家文化蕴含着丰富深邃的领导思想

记者: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力话语体系正在逐步构建起来,并引起全社会乃至全世界的关注。此前,一些学者对领导力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西方的领导力模型,而今随着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越来越为世界所瞩目,随着“四个自信”尤其是文化自信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作为主流的儒家文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影响。对此,您怎么看?

杨朝明:儒家文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影响的确是很大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儒家文化就是中国传统的领导力学说。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的学说,孔子所代表的儒家理想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他们的目标是追求全社会的福祉,追求人心和谐、人民安康,希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为此,儒家特别关注社会的发展方向。在儒家看来,人是社会的人,无论是谁,都必须思考自己的社会性存在,都必须处理好人际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与周围的人和谐相处。为此,儒家希望培养大批的社会引领者,培养知是非、明荣辱、能担当、敢引领的“大人”。也就是说,儒家希望通过为政者的“正”引导全社会的“正”。

那么,为什么现在才有更多的人看到了这一点?这里存在着一个对中国文化进行重新理解和认识的问题。一方面,秦汉以来,儒学虽然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但也在与社会政治结合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变异甚至某种程度上的扭曲。比如,在具体的人伦关系中,儒家注重君臣、父子、夫妻之类的各种关系中相互尊重、互尽义务,同时也强调这些关系中在上位者的引导与引领。但是到了后来,这样的引导与引领义务被扭曲成了片面的威权,于是出现了对于君权、父权、夫权的片面强调。另一方面,近代中国社会剧烈动荡,尤其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凌,人们在反思中国落后原因的时候,又强化了这种片面认识,似乎中国儒学本身存在致命的缺点,近代以来人们对儒学传统的误解,很多的问题都出在这里。今天需要对中国文化进行正本清源,首先要树立文化自知,只有在文化自知的基础上才能树立文化自信;也只有具备了对儒家文化的正确认知,中国领导力这个话语体系才能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上更好地构建起来。

我们打开儒家经典,就能得到这样的认识。《论语》首篇从总体谈修身做人,而第二篇就是“为政”,谈为政问题的方方面面。“四书”中的《大学》也是如此,其实就是中国的管理哲学。孙中山在他的《民族主义六讲》中非常推崇《大学》,他评论道:“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得那样清楚的,……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他还说:“这种……道理本属于道德之范围,今天要把他放在知识范围内来讲,才是适当,我们祖宗对于这些道德上的工夫,从前虽然是做过了的,但是自民族精神失去了之后,这些知识的精神,当然也失去了。所以普通人读书,虽然常用那一段话做口头禅,但是,那是习而不察,莫名其妙的。”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在中国古时候,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有的就要开始学习“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这就是中国传统的管理之道。中国人注重家国情怀,注重由孝悌出发培养全社会的爱与敬,把家庭伦理推延到社会政治伦理。

记者:儒家经典著作《礼记》“礼运篇”就提出了“大同”和“小康”之理想,两千多年之后,邓小平在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时候,借鉴了儒家的“小康”理念,并为此提出了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构想。今天,在中国共产党人无比坚强领导力的领导下,我们终于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请您谈谈儒家提出“大同”和“小康”的历史意义。

杨朝明:《礼运》篇不仅见于《礼记》,也见于《孔子家语》,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儒家文献。该篇系统记述了孔子关于礼的思想,对礼的起源、礼的本质、礼与社会人心等方方面面进行了阐发,也因记录孔子著名的“大同”社会理想而十分引人瞩目。

如果对照《孔子家语》和《礼记》里面的两篇《礼运》,就不难发现两篇同源。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孔子家语》曾经遭到人们的怀疑。最近几十年的学术进展,尤其是新出土的战国时代文献资料的大量发现,证明《孔子家语》不仅不是伪书,而且价值极高,在性质上与《论语》相似,甚至可以称它为“孔子文化第一书”。

我们谈《孔子家语》与《礼记》中都有《礼运》篇,是想说通过这样的比较发现了一些问题,可以在学术层面上破除不少的模糊甚至错误认识。首先,《礼运》是可靠的文献,绝非后人所谓的“假托孔子”之名伪作。其次,孔子的“大同”理想,也绝非以往人们所认为的是空想,更不是“倒退”。通过对《孔子家语》与《礼记》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孔子理想中的“大同”社会,乃是指夏、商、周三代“圣王”时期,并不是指所谓的“三皇五帝时代”。《礼运》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这个“与”就是“谓”或“说的是”的意思,“大道之行”的时代,说的是“三代之英”,而“三代之英”具体是指夏、商、周三代的圣王,即大禹、商汤、文王、武王、成王、周公时期。这就说明孔子的“大同”理想是建立在深厚的现实基础上的。

孔子提出的大同理想,实际是中国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理想和追求,孔子的大同理想首先体现在“天下为公”。公就是公共意识和公德意识,说的是人的社会性存在。所谓“背私为公”,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必须思考人的社会性问题,只有这样,理想的社会才能实现。《礼运》所描述的“大同”社会状态,就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就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与《论语》等其他儒家典籍所记是一致的,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社会理想完全相同。

在孔子看来,三代“圣王”之后,就是“大道既隐”之时。孔子通过对比,强调了王道政治的重要性,指出三代“明王”(或“圣王”)谨礼著义,型仁讲让,为后世树立了楷模。在孔子看来,礼“达天道,顺人情”,对于端正人心、整顿社会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由此,他描绘出了一个顺应天理人情、循礼而动的“大顺”境界。孔子的大同理想,成为历世中国人的社会追求,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

与《孔子家语》的《礼运》相比,《礼记》中的《礼运》有一些改动变化,其中出现了“小康”的概念,大概是汉代《礼记》整理者的添加。“小康”这一概念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诗·大雅·民劳》中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康,安也。《礼记》编者把这一概念引入《礼运》,“小康”也就成为后世人们常用的一个概念,它虽然低于“大同”理想,但也被代指政教清明、人民富裕安乐的社会局面,一般指社会安宁,社会经济状况良好。今天使用这一概念,则是指普通民众经济宽裕,生活殷实,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经济发展、民主健全、科教进步、文化繁荣、社会和谐,从各方面满足了广大人民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人把儒家的“小康”“大同”理想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结合起来,与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结合起来,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更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和创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我们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也蕴含了儒家思想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深远影响。

“孔孟之道”的领导之道

记者:孔子认为:“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我们常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也可以说《论语》就是一部领导学著作。您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杨朝明:历史上,有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这绝不是醉话或者梦话,一些人不理解《论语》,不懂得中国文化的力量,其实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茫然无知。有西方人士指出:“因为有了孔子的学说,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也有许多西方人认同这样的说法:“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中国”其实就是一个文明的存在,英国汉学家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也说,中国看起来是一个国家,其实她是一个文明。读《论语》,就应该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文明之中,应该把《论语》看成是这样一种文明的代表作。如果不能发现其中彰显的文明特性,就无法深刻理解它所蕴含的家国意识或治国平天下的文化意蕴。

说到《论语》与孔子的关系,或者说《论语》是孔子思想的代表,这一点人们的认识是一致的。尽管研究孔子的资料还有很多,比如《孔子家语》的价值还很少为人所知,但这并不影响对孔子思想学说的基本认识。1914年,辜鸿铭在所著《中国人的精神》中说:“孔子全部的哲学体系和道德教诲可以归纳为一句,即‘君子之道’。”他认为,孔子在国教中教导人们,君子之道、人的廉耻感,不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所有社会和文明的合理的、永久的、绝对的基础,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非常符合孔子与《论语》的实际。在儒学语境里,“君子”是“有德”与“有位”的统一体。因为责任大,所以要求高;既然是“尊贵的人”,就应是“高尚的人”。如果为政的官员们心中有准绳,明白职分之所在,牢记古训,铭记初心,从而身先士卒,率先垂范,老百姓一定会“不令而从”。

在《论语》的概念统计中,“仁”出现了109次,“君子”出现了107次,仅仅从中就可以看出“仁人”“君子”在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中的核心地位。为什么儒家主张“首孝悌”“主忠信”,是因为社会需要仁人君子作为道德良心,作为中流砥柱。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君子群体作为社会的引导者或精英分子,他们应该以明德引领风尚,如果没有了他们道德与观念的引领,那么社会的希望在哪里? 好的制度当然重要,追求优秀的制度设计没有问题,但必须清楚,孔子注重君子之道,是因为君子明礼或明理都是为了改变自己,由自我的觉知而自在,由自我的觉知而觉人、觉他,从而影响社会和国家。一方面,我们要建立一个好的制度,要拥有制度自信;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完全依赖于制度、迷信制度。如果抽去或抽空君子所承载的道德精神,没有优秀的人甘于担当、善于担当,无论什么样的制度,都有可能被社会非正当的力量所操纵、所操弄。

孔子整理六经,用以教授弟子,《论语》正是孔子对“六经之教”的认识。担任日本教育部长的菊池男爵曾经请辜鸿铭翻译《春秋》一书中的“名分大义”,辜鸿铭先生将其翻译为“荣誉和责任的重要原则”。他认为孔子所作《春秋》之所以取名于此,源于该书的主旨在于给出决定民族兴起和衰落的道德原因——荣誉与责任。荣誉与责任是国家观念的基础,也是文明存在的基础。这样的思想在《论语》中得到了具体阐发,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说。

如前所说,古代“大学”是“大人之学”,培养有格局、有情怀、有担当、有境界的社会管理者。“大学之道”使人们格物明理、正心诚意。《大戴礼记》说得好:“夫习与正人居,不能不正也。”当社会上明德向善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人们就“目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视右视,前后皆正人”,就有了良善的社会风气、美好的社会政治。《论语》所讲,正是这样的管理思想。在中国式管理中,人们最尊重和推崇孔子的“政者,正也”。在古代,“政”与“正”往往通用。

鲁国的国君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为政在人”。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内在的深刻意义在于君、臣、父、子各有职责与素养的要求,贵在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他尤其强调“君”的引领作用。比如,要用“君”的素养去履行“君”的责任,用“君”的素养去承负“君”的担当。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力的集中体现。无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还是治理能力的落地,为政在人,在于承载中国气质、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新时代奋斗者。

记者:孔子之后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在继承孔子学说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如孟子的仁政、善政思想,孟子所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事不可缓也”等观点。请您谈谈孟子思想中的领导思想。

杨朝明:从孔子到孟子,他们的思想被称为“孔孟之道”,彰显了孔子和孟子的一致性。孔子之后,孟子“述仲尼之意”,高举孔子的旗帜,对儒学的弘扬做出了重大贡献。孔子讲:“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因为要为国以礼,所以为政者必须具有仁德,实行仁政。子路治蒲,孔子三称其善。其所赞者,就是恭敬以信、忠信以宽、明察以断。在孔子的思想中,特别向往仁人在位、恭己正立,期待善人为邦、善人教民,希望为政以德、为政者正,仁政善治也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孟子则有新的发展,明确阐发了仁政、善政思想。
孟子的领导思想,首先体现在他的仁政王道思想。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以德服人,要求领导者注重修德,正身行己,以更好地赢得民众的尊重和爱戴,要能抵挡得住各种诱惑,要保持道德操守,决不能丧失防线甚至道德沦丧。这就是说,强大的领导力是建立在被领导者的自愿追随。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这就需要有一些重要的前提,这就是要使被领导者心服口服。为此,强调领导者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价值观、政绩观,应该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关心民众疾苦,妥善解决民生问题。
领导者怎样得到被领导者尊重,获得强大领导力?孟子说“敬人者,人恒敬之”,要赢得别人的尊敬,你先得尊敬别人。一个人心中有爱有敬,才能爱人敬人,这就要求领导者本身加强自身修养。孟子又说“君子不亮,恶乎执?”亮,同谅,就是诚信,这是领导者必备的基本素质。这与孔子所说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是一致的。自我管理能力越强,领导力就越强。领导力不够,是自己的内心不够强大,是自我管理能力有待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强,能够自明其德,就能新民,从而影响民众。

孔子提倡在位君子要“知民之情”“达民之性”,孟子也是如此。他主张要懂得兼听则明,兼听不同的意见,尤其强调尊重民意,重视民众的看法。孟子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他的名言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事不可缓也”,在后世备受推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源头活水

记者:文化的内核在精神。中国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追溯中国精神的渊薮,不能不说到“邹鲁精神”。邹鲁也是儒学的发源地,以鲁有孔子、邹有孟子而著称于世。两千多年来,“邹鲁”一直被尊崇备至,在浙江、广东、福建有不少地方以拥有“江南邹鲁”“海滨邹鲁”之美誉而自豪。邹鲁精神的内核是尊道贵德,请您谈谈邹鲁精神在中国精神中的历史和时代价值。

杨朝明:邹鲁精神,应该就是邹鲁文化精神,是从孔子到孟子一脉相承的原始儒家文化精神。战国时代,邾国称邹,这里也受到了儒家文化的濡染。孔子的孙子子思曾到邹地讲学,特别是孟子迁居邹地后,更使这里名声日隆,邹地因而也具有了浓重的儒家文化氛围。以前,邹、鲁连称,一般仅仅是因两国土地相接。以后,在儒家文化这一点上,人们多将邹地与鲁国相提并论,而且,由于孟子的原因,自战国时起,人们将两地合称时,而称为“邹鲁”。后人将“邹”“鲁”连称时,都是从明礼、好儒的角度来说的。

自儒家学说诞生,邹鲁之地的儒生都“宗师”或“私淑”孔子,孔子学术的特征决定了邹鲁文化的特性。这里因为有以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等为代表的早期儒家而成为文教兴盛之地,传承了夏商周三代的文化精髓,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特殊位置。“邹鲁文化”就是“正统儒学”的代名词。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邹鲁文化”不仅从“学术文化”溢出,进而造就了邹鲁之地的民风,并且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邹鲁文化也由邹鲁之地走向全国乃至世界,“邹鲁”成为良风美俗的代名词。

从孔子、曾子、子思直到孟子,都十分注重个人的修养,这恰是儒家思想的突出特色。“孔孟之道”是社会治理之道,说到底,也是“人之为人的修行之道”。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他总结认为,孔子学说“一以贯之”的是他的“忠恕”之道。子思学于曾子,子思更是对孔子、曾子思想的发扬光大。在子思著作中,《中庸》是非常重要的一篇。《中庸》的中心观念就是“诚”,“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这是一种行为方式。“诚者,天之道”,是说人不通过努力,而合乎天生需要,没有选择状态下的行为方式,而“诚之者,人之道”,讲的则是要人自觉接受道德约束,认真思考判断,使行为尽量合乎道义,这显然是一种内修的功夫。

《庄子·天下》篇纵论天下学术,以为学术有“道术”与“方术”的分别。道术无处不在,包含“天地之美”“万物之理”,“方术”则“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道术”包含系统思维、整体观念、全局意识,道术在“六经”之中。这些典章包含了古圣先王之道,包含着“内圣外王之道”。

两千多年过去了,儒家的“修己”学说愈发显示出它的价值与意义。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就呼唤必要的规范、规则,它是靠“强制执行”还是靠“自觉遵守”,这是社会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志。文明程度越高,人的因素就越重要。儒家希望人们加强修养,自觉修己,人人修己正是儒家教化追求的目标。早期儒家思索人性,思索人的价值,强调明礼义,教人正心,希望以明德引领风尚,这正是邹鲁文化的品格或精髓所在。

记者:2013年,习近平来到孔府和孔子研究院参观考察时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作为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和全国政协委员,您认为新时代我们的道德建设都取得了哪些成就?还有哪些需要改进和加强的地方?

杨朝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道德建设,立根塑魂、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思想道德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不仅对公民道德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而且对公民道德建设理论的新突破,进一步揭示道德领域问题的根源,发展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体系,界定个人品德的内涵,概括中华传统美德,提出弘扬中国精神的要求,各地迅速行动,积极探索,处处呈现出了新的道德风貌。

当然,要形成全社会崇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社会风尚,还需要进一步大力加强道德宣传与弘扬,系统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工程建设。要进一步认识重视修道立德的意义,看清毁弃传统美德带来的恶果,讲清楚相关历史与理论问题。大力支持和引导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做好传统文化现代转换这篇大文章,让传统照亮世道人心。

道以明德,德以遵道。弘扬传统美德,要遵循道而行动,要有价值观的引领,要以师道尊严挺立民族的信仰。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有了正确的价值观,便具备了“德”的前提,德行好坏、是非曲直才有了标准。

孔子学说是一种管理哲学,在强调“为国以礼”的同时,十分强调“为政以德”,尤其注重社会管理者的德行。孔子弟子向孔子请教如何“为政”。孔子开门见山,说要“以德以法”,中国传统的礼内涵丰富,礼就是“德”与“法”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有“奉法者必强”的论述,“奉法者”重要的是为政者,尤其担任“成道”责任的人,绝不能缺乏刚健有为精神。坚持不懈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就抓住了根本,抓住了要害!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道,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石碑上,用多种语言镌刻着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中国先人早就清楚地认识到“人心惟危”,人不能“好恶无节”。社会治理的根本在端正人心,在人心中筑起道德的堤防。大约100年前,历史学家柳诒徵指出:“今日社会国家的重要问题,不在于信不信孔子,而在于成人不成人。那些破坏社会国家者,皆不成人者之所为也。”要建设新的社会、新的国家,“必须先使人人知所以为人”,使人人知道如何做人。而要解决“人之为人”的问题,就离不开孔子之教和传统文化。

记者:今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考察时表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请问,您认为应当怎样才能实现这种“激活”?

杨朝明: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必须首先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必须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源头活水。

第一,以文化资源凝筑文明丰碑。中华民族有独特的精神创造和思想贡献,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文化最为深沉和坚韧之处。孔子是人类的灯塔,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坐标,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品格。第二,以家教文化滋润家国情怀。《大学》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齐而后国治。中国的传统思维就是家国一体、家国相通。无论是谁,都首先属于自己的家庭,人在家庭中所熏育形成的价值认知、行为习惯,必然在工作岗位上、在社会活动中体现出来,从而形成社会的风尚。第三,以君子文化造就君子品格。中国文化的实质在弘道明德,追求人心和顺、社会和谐,希望把人培养成为有爱心、有情怀、有担当、爱学习、求上进的君子。道德建设要找到关键、抓住根本,让爱与敬在人们心中扎根。君子文化是中华民族伦理的基本要素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推动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正能量、主旋律。

强调学以成人,倡导学成大人,也是鼓励人们追求更高的格局与境界。在孔子心目中,人可以分为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王阳明认为,人生“第一等事应是读书做圣贤”。曾国藩的老师唐鉴曾送给学生一句话:“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些都是要人努力地朝向圣贤努力,而不是自甘沉沦、甘于平庸。

值得注意的是,“君子”把与“臣”相对的“君”、与“父”相对的“子”统一起来,表示的是家庭教育与社会价值的一致性。曾子讲“大孝尊亲,其次弗辱”,意思是人最大的孝是“使亲尊”,意味着父母教子要追求社会价值的认同;人之为人,如果不辱没父母的名声,就要使自己成为“有教养”的人,同样意味着家庭美德与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的高度统一。

我们还应当看到,在传统文化的弘扬中,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为此,在文化“两创”过程中要处理好以下关系:首先,要正确处理广度和深度的关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窗口、各个区域开展起来。但文化的深层是价值观,是信仰,要注意用优秀传统文化对核心价值观进行涵养。 其次,要注重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一棵大树,根扎得很深,在不同的时期结出不同的思想果实。孔孟老庄等的思想具有超越意义,这是因为基于上古中国文化的广阔背景。看不到文明的根,就没法培根固元,就没法让它在新时期结出时代花果。 再次,搞清楚弘扬传统文化的主场与主导。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干部是主导,学校是主场。在发挥干部主导作用的前提下,一定要抓牢抓实青少年群体,让传统文化润物细无声地进入他们的心灵。用不了多少年,学校的孩子走向社会,就会见到成效。

责任编辑:李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