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执政党领导力衰落的原因分析 —— 以政治转型期的乌克兰为例

2022年1月14日 8:55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2021年第6期 字号:

◎王 强

 

[摘  要]在国外政治生活中,政党政治是影响国家政治运行的常态化组织现象。国外执政党领导力的升降扎根于政党政治运行的土壤,是政党政治运行状态的直接反映,与政党制度格局、制度运行效能有着紧密联系。政党制度的运行效能及其对社会力量的整合能力是影响执政党领导力的一个关键因素。国外执政党依托于政党政治的运行机制发挥功能,执政党领导力升降与政党制度运行效能之间呈现动态的、相互交织的紧密联系。本文以政治转型期的乌克兰为例,以政党政治生态和政党制度格局为背景,以政党制度的运行效能与既定功能发生背离为主线,分析执政党领导力衰落的制度动因与演变逻辑。

[关  键  词]领导力;执政党;政党制度

[中图分类号] C933  [文献类型] A  [文章编号] 2095―7270(2021)06―0121―06

[作者简介] 王强,铁道党校基本理论教研部讲师,法学博士。

 

国外执政党领导力升降取决于一个国家政党政治的运行生态。在国外政治生活中,政党政治是影响国家政治运行的重要方面和常态化组织现象。政党政治是国外政党发挥功能的运行载体,是指政党介入国家政治运行的制度、方式、机制和程度,它内嵌于国家政治的制度结构。在政党政治运行中,政党制度的运行效能及其对社会力量的整合能力是影响执政党领导力的一个关键因素。政党作为“代表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旨在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以实现其政纲的政治组织”[1],具有形成政党政治、政党制度、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参与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社会功能。政党的阶级性深刻影响政党的各项社会功能,从本质上看,政党的功能是维护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利益[2],体现一个国家的阶级结构及与之相应的利益结构。政党的具体功能因特定国家的政治模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国外执政党依托于政党政治的运行机制发挥功能,执政党领导力升降与政党制度运行效能之间呈现动态的、互为因果的紧密联系。

 

一、政党政治生态:执政党领导力升降的运行载体

执政党领导力是政党政治运行状态的直接反映,与政党制度、执政绩效的发挥有着紧密关联。在现代国家的政治运行中,执政党是凝聚、整合分散的社会力量的“支柱型”政治组织,在国家政权结构与政党制度的整体运行框架中发挥既定功能。政党政治是组成国家政权和推动国家政治运行的主要制度形态,政党制度是政党政治的“运行中枢”。执政党是“运行中枢”的领导力量,肩负着重要的政治领导功能。制度化是执政党发挥有效的整合与表达作用的关键,也是政党制度的功能得以有效发挥的首要前提。执政党通过将各种社会力量的诉求进行集中、收纳、制度化表达,进而将政治力量纳入有序、平稳、制度化的运行轨道,构建动态稳定的政党制度环境,维系国家政治的体系功能,维护国家政治的平稳运行,“担负起一部分社会协调和调控的功能”[3]。执政党的制度化功能能够帮助国家政治运行构建动态稳定的制度环境,能够引领构建健康、良好的政党政治生态。如果执政党的制度化功能弱化或缺失,失去整合社会力量的效能,政党政治运行将可能成为促发政治衰退的高危风险点。

执政党整合社会力量的能力是影响执政党领导力升降的关键因素。作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中介组织和主要政治领导力量,执政党需要在国家政权的制度结构之下整合各种社会力量,与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建立制度化的联系机制,引导、规范社会力量表达利益诉求、进行政治参与,进而将社会力量凝聚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执政党既需要与社会力量建立紧密的联系、形成常态化的联系机制、构建有序的参与渠道,又需要保持其作为“中介型”政治组织的自主性、独立性,在政党制度运行、政党的行为和政治影响力方面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能够超脱于社会力量之上,不受社会力量的干扰或操纵,引导、凝聚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有序的、健全的、成熟的政党政治运行进程当中。

国外执政党领导力衰落是一种“过程性”的变化。执政党领导力衰落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与政党制度效能、国家政权结构的特点有着相互交织的联系,往往是政党制度效能弱化、政党政治生态恶化的直接体现。执政党领导力衰落先期是风险和问题的积累,风险和问题逐渐影响到制度效能和执政绩效,当风险和问题积累到衰落的临界点时,领导力衰落的性质和趋势就将发生质变。执政党领导力衰落的最突出表现是执政党功能缺失,无法有效履行既定功能,特别是政治领导能力。因此,判断领导力衰落的临界点是执政党功能的下降或缺失,当功能下降到一定程度之后,执政绩效将受到直接影响,治理失效、经济衰退、社会矛盾、政局动荡、内部动乱、外敌入侵等一系列问题将随之而来,执政党的执政空间将受到很大影响。

 

二、政党制度功能:执政党领导力升降的“晴雨表”

政党制度在国家政权结构中的地位、政党制度与其他政治制度的互动关系、政党制度是否发育健全、政党的力量格局、政党制度对政治力量的整合效果等是决定政党制度的功能能否有效发挥的几个重要方面。这几个方面是政党制度的功能在国家政治运行中的实际体现。

(一)政党制度效能与执政党领导力升降紧密相关

执政党作为现代国家政治运行的“纽带型”“支柱型”政治组织,如果其制度功能的发挥是失效的,在具体的维度上体现为制度发育滞后、政党制度与其他政治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恶化、政党的力量格局失稳、执政党对政治力量的整合作用弱化直至失效等等,当这样一种或几种情况同时出现并且负面情况加剧时,就助推了执政党领导力的衰落。

政党制度的整合功能与政治力量结构失衡造成执政党领导力衰落的例子较多地存在于多党竞争的国家。在多党竞争的制度框架下,政党制度的整合功能与政治力量结构的失衡的直接结果是政局动荡,如果政党制度缺乏应对政治力量要求扩大需求的能力,政局动荡将走向“钟摆式”政治的怪圈,执政党领导力就会在“钟摆式”怪圈的作用下走向衰落。例如,乌克兰政治转型时期的政治动荡就集中体现了这一衰落逻辑。1991年乌克兰独立之后,开始步入政治转型的历史轨道。乌克兰的政治转型并未实现良好的发展效果,政治动荡是其国家政治运行的总体特征,政治动荡有着深刻的、结构性的原因。

自政治转型开始,乌克兰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政体形式)几经变革,历经“总统—议会制(1996年)、议会—总统制(2004年)、总统—议会制(2010年)、议会—总统制(2014年)”的来回切换,总统换届相对频繁,并且换届与“颜色革命”、地区内乱、“乌克兰危机”等重大政治事件紧密交织。乌克兰政体形式的变革有着深刻根源,并且政体变革伴随着一系列政治动荡,如街头政治频繁发生、寡头集团卷入政治、寡头操纵政党竞争、外国政治势力干预政权运行、地缘政治争夺挤压政局等,国家政治运行呈现明显的衰退。在政治动荡发生的同时,来自外部势力的经济制裁愈发加重政治衰退的趋势,国家政治运行逐渐陷入“政治力量缠斗不清、寡头集团操纵党派竞争、地缘政治争夺干涉内政、经济危机加剧政治压力、街头政治屡屡发生”的困局而止步不前。在这样一种政治动荡的生态之下,政党制度效能特别是执政党功能呈现弱化态势,执政党领导力衰落是必然结果。

(二)政治转型中的政党政治是执政党领导力衰落的制度背景

政党制度的重组是乌克兰政治转型的重要内容,也是影响执政党领导力衰落的关键因素。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政党制度变革的起点是多党制的建立。“首次真正意义的多党制选举是1994年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出现了乌克兰多党制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具有不同世界观、不同意识形态的各种政治组织首次在社会上公开露面”[4]。在政治制度设计上,乌克兰选择了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实行多党制,建立大总统、小议会、小政府的权力格局,政党没有组阁权[5]。政党制度在国家政权结构中的地位相对较弱,政党对政府的影响缺乏相应的制度设计,这使得议会、政府的活动缺乏来自政党的制衡。并且因总统与议会的权力之争深刻影响了乌克兰政权的更迭,所以政党制度也随着政局的动荡而缺乏有利于发展的、相对稳定的制度环境。同时,弱政党的政治制度格局为寡头绕开政党直接参与政治、利用政党进行政治斗争创造了条件。在弱政党的政治制度格局之下,执政党缺乏能够有效整合政治力量、发挥政治领导功能的制度环境,再加上政治动荡的格局,执政党领导力衰落成为多重衰落因素交织的连环结局。

 

三、政党制度格局:执政党领导力衰落的关键因素

执政党领导力衰落的关键因素与政党制度格局密切相关。过于分散的政党制度格局不利于形成一个独立的执政党,使得政党在国家政权结构的力量较弱,常常只能以多党联盟的形式联合执政,进而导致执政党联盟的不稳定以及执政领导力的衰落。

(一)制度格局涣散:多党制、政权重组与政治力量分化的交织

乌克兰多党制呈现“多而散”[6]的特点,政党数量众多,且各自代表的政治力量呈现分散化特点。政治转型是多党制形成的历史起点,乌克兰的多党制经历了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过程,但是政党制度的发展并不成熟。在1994年的议会选举中,没有一个政党具有构成稳定多数的实力,议会代表组成的10个党团和议员团,其中只有乌克兰共产党和“人民鲁赫”有足够多的代表组建起自己的党团[7]。并且,乌克兰的政党体系属于小型政党体系,在1998年的议会选举中,两大政党乌克兰共产党和乌克兰人民鲁赫总共才拥有37.55%的席位[8]。到2002年议会选举时,从获得议会席位的党派所拥有的议会代表数量比率来看,乌克兰的选举联盟控制了议会的相对多数席位。政党体系的这种结构性特点,决定了乌克兰各个政党的发展要以能否结成政党联盟或组成少数联盟政府为主要方向。

乌克兰多党制的发展伴随着国家政权的重组,政权重组带来的政治力量缠斗使政党制度发展缺乏平稳的制度环境。政权重组的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政党制度与政权运行要相互适应、互相磨合。在这个过程中,多党制的发展一直受到政治力量缠斗的牵制,政党数量虚增的同时,渗透进了相对较多的利益撕扯与政治纷争,政党的功能被局限在总统、议会、政府三者之间,以及寡头集团之间的利益斗争当中,无法得到健全的发展。政党格局呈现碎片化状态[9]

政治力量及其利益诉求如何有效融入制度渠道,是乌克兰政治转型后面临的一大难题。政治转型后,国家政权经过重组,其既定功能的发挥需要经历一个新旧体制切换的磨合期,政权的各个组成部分也要经历功能发挥的调试期。由于转型初期政权的各个部门或政治制度受人为因素的影响较大,不能保持中立、自主性,因此,为赢得大选或施加政治压力、谋求政治利益,政党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寡头集团)往往倾向于动员持支持态度的民众采取激烈的“街头政治”的方式对现行政权施加压力。“街头政治”的暴力、不易控特征,与政党之间激烈的政治斗争相互交织,愈发加剧了政权结构的脆弱性、政治力量结构的分裂性、民众政治情绪的激进性。

近年来,乌克兰频繁发生的寡头、政客主导下的“街头政治”“广场政治”,就是政治精英绕开政党和议会,利用体制外的政治力量对现有政权施压的集中表现。当频繁的“街头政治”产生了预期的施压效果,且政党制度逐渐成为“寡头政治”的附庸型制度,政党无法发挥整合与表达功能,被寡头集团纳为谋求政治利益的制度工具时,政治制度的结构性平衡被拉散,国家政治力量结构的稳定性根基被拆毁,政治共识与政治权威的认同基础被消解,执政党的领导力就将开始步入衰落。

(二)制度自主性缺失:寡头深入政治的进程

政党所应发挥的整合与表达功能被分散化的、激烈对峙的寡头力量钳制,政党制度的自主性缺失、制度化水平低下。乌克兰寡头特指在国家经济私有化过程中,通过权钱交易或非法手段,在极短时间以较低成本获得国有资产的大资本家,他们不仅控制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而且挟持了国家政权[10]。寡头集团深入国家政治的制度结构,成为主导政权运行、决定政局走向、影响政党竞争格局的重要力量。与后苏联地区其他国家相比,乌克兰寡头直接参政的比例较高,或建立政党,或为政党提供资金支持[11]。由于政党制度在乌克兰政权结构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较弱,所以寡头集团通过选举参与政治的门槛相对较低。

弱政党制度格局助推了寡头参政、政党与社会力量缺乏密切联系机制等负面政治现象,为乌克兰政治的动荡与混乱埋下制度性的隐患。乌克兰党派的分化重组频繁,政党内部建设和活动不规范,政党数量虚增,社会力量卷入政治的热情高涨,政治参与需求激增,但是缺乏稳健、成熟的政党制度对其进行疏导、整合与表达。政党制度化水平低下,政党认同脆弱,党派发展不均衡,党派分歧严重导致恶性竞争,政党与各自代表的社会力量之间的联系机制很脆弱。

寡头集团深刻卷入政治,利用政党与发动“街头政治”对政权施加影响,寡头与政党制度的交缠极大破坏了政治制度的自主性与独立性,政治交换滋生政治腐败,从国家政治的深层结构上恶化政治生态。乌克兰政治转型破坏了原有的社会基础、政治体制,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分化重组以及政治力量的碰撞纷争,国家政治的结构本身比较脆弱且缺乏有效的制度平衡。政党制度作为疏导国家政治运行的“支柱型”制度,其制度的脆弱与不健全不仅使其本身的功能难以有效发挥,而且起到了激化矛盾、加剧对峙、制造分歧、分裂政治基础的消极作用,助推了执政党领导力的直线式衰落,国家政治运行因此步入衰退期。

由于乌克兰处于地缘政治的东西交界地带,历来是俄罗斯和欧美国家地缘政治争夺的战略要地,外部势力严重影响乌克兰的国家政治走向。政治转型之后,随着国家政治力量结构的分化重组,乌克兰寡头集团为谋求政治利益与集团利益,加紧了与外部势力的政治交换与合作,寡头与外部势力的联系愈发密切。外部势力对乌克兰政治的干预与乌政治转型之后的几次重大政治事件,如“颜色革命”“2014年乌克兰危机”等直接相关。

政党制度作为政治力量参政、推动政策实施的主要制度,也成为寡头集团参与政治的主要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多党制从建立伊始,其制度功能的培育就一直掺杂着政治力量的斗争,难以构建政党制度自身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而政党与寡头集团的利益交缠进一步钳制了国家政治的运行,使国家政治逐步迈向政权更迭、政党倾轧、寡头争斗的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执政党保卫国家政治安全的能力严重缺失,甚至成为外部力量在国内的代言人,执政党领导力衰落不仅是外部力量干预国内政治的必然结果,而且成为国家政治困境的重要表现之一。

(三)政党政治力量结构失衡:党派斗争加剧政治失稳

乌克兰政治转型导致的政治力量分化重组与利益碰撞,在政党制度的运行中体现出来。政党制度本身的发展需要一个不断成长、壮大的过程,而政治转型带来的政权结构的重塑和政治力量的重组给尚处于发展期的乌克兰政党制度带来很大的压力。政党制度发育不健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政治力量进行利益斗争的工具。在独立之初的乌克兰,除了乌克兰共产党在人民中拥有比较稳定的群众支持外,其他的政党组织分化组合不断,选民队伍也经常波动[12]。同时,乌克兰政体形式的来回切换,其背后根源是总统与议会、总理权力的较量。按照乌克兰小型政党体系的特点,获得议会席位、组成政府需要政党联盟获得相应比例的议会席位,因此在总统与议会、总理的权力争斗的格局下,政党力量的对撞与竞争往往成为政治权力争斗的具体体现与实际筹码。

政党政治的力量结构失衡,政治稳定缺失,政治混乱愈发进入恶性循环的困境。党派斗争激烈,党派利益纷争的程度抵消了政治共识所应具备的各种协商基础,缺乏围绕国家政治重大走向的政治权威和政治共识。党派关系呈现散乱特征、缺乏有序的制衡,同时党派斗争对乌克兰政权的制度结构造成撕裂性的影响,加剧了政权结构的脆弱、分散、混乱,缺乏做出重大战略决策的政治合力和权威。总统团队与总理团队之间、政党之间、寡头之间、寡头与当局之间的分歧和斗争非常激烈,导致诸如修改宪法、制定预算等重要的政治议题久拖不决[13]。执政党领导力在这种反复的碰撞中不断被消耗、折损。

总之,执政党领导力的发挥与巩固需要稳健的政治制度环境。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政党制度规定了政党的政治地位、参政方式、政治功能,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党功能得以有效发挥的制度基础。乌克兰政治转型期的政党政治生态和政党制度格局是影响执政党领导力升降的重要制度背景,政党制度的运行效能是执政党领导力衰落的关键因素。政党制度格局与制度效能的双重效应是决定执政党领导力衰落的制度逻辑。当政党制度的既定功能与制度实际效能出现背离时,就会出现政党制度运行的悖论。乌克兰政治转型中的政党制度与国家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在同时发生深刻变革。在政治转型的过程中,执政党作为整合政治力量、表达阶级和阶层政治诉求、参与执政的政治组织,其“整合力量”“表达诉求”“疏导矛盾”“引导参政”的功能被迅速扩充了,而分散化的、短时段内被迅速调动起来的政治力量及其诉求对政党制度运行造成了很大压力。由于乌克兰属于小型政党体系,政党数量分散且能力有限,政党制度在国家政权结构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相对较弱,不能对政府、议会产生实质意义的制衡,并且在政治力量的竞争中,政党往往成为政治斗争和寡头参政的工具。当执政党无法应对这样复杂的政党制度格局时,领导力衰落就成为乌克兰政治运行困境中的一个必然结果。

 

[注 释]

[1][2]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4:470, 471.

[3]王长江.浅谈冷战后世界政党政治的特点和发展趋势[J].国际社会与经济, 1996(09):1-3.

[4][7][8]强晓云.乌克兰政党制度的变迁[J].国外理论动态,2005(03):25-28.

[5]张弘.政党政治与政治稳定——乌克兰案例研究[J].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13(01):23-30+95.

[6]谢晓光,公为明, 2014. 从乌克兰危机谈乌克兰政党政治[C]//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政党理论北京研究基地.“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政党理论北京研究基地论文集(第七辑). 北京:北京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346-352.

[9][11][13]赵会荣.当前乌克兰政治基本特征与影响因素[J].俄罗斯学刊, 2016, 6(02):62-68.

[10]张弘.寡头与乌克兰危机[J].世界知识,2014(08):33-35.

[12]张弘.乌克兰政治变迁初探[J].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3(05):9-16+95.

 

责任编辑:熊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