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的为官政绩和启示

2022-01-12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2021年第6期 字号:

◎王乐平 王冠群

 

[摘  要]张之洞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他读书、著述、为官、处事皆有独到之处,虽然在一些方面也深深地打上时代局限性的烙印,但是其个性鲜明的为政思想和开拓务实的工作作风、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敢于担当的大局意识以及公道直谏的为官品德、博学多识的为官智慧、成就大业的为官能力、勤政清廉的为官操守,对今天各级领导干部提升治理能力仍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关  键  词]治理能力;张之洞;为政素养

[中图分类号] D691   [文献类型] A   [文章编号] 2095―7270(2021)06―0115―06

[作者简介] 王乐平,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人力资源部副主任、二级巡视员,教授;王冠群,江西省科学技术厅干部。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1837年出生于贵州省兴义府。早年为清流派首领,后期为清朝洋务运动的领军大臣,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因任多地总督,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

 

一、个性鲜明的为政特色

张之洞在为官从政上颇具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为政之德上坚持公道直谏的为官本色

公道直谏是张之洞一生为官从政的最大特色。他拥有古代优秀知识分子为官从政的良好品德,秉持“公道正派、为民作主”的情操,为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他从小受儒家思想影响, 并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无论为官从政, 还是兴办实业,都表现出一种“原儒精神”。对朝廷无比忠诚,唯皇命是从,竭力维护封建社会的皇权统治和社会秩序,并对危害封建统治和社会秩序的人和事进行无情鞭笞和打击。也正因此,他刊行《劝学篇》,宣扬封建忠君思想,遭到维新派的严厉驳斥。

张之洞具有愚忠的秉性,同时也是敢于担当的大臣。甲午战争战败后,他总结失败原因,主张反抗侵略,上《吁请修备储才折》,希望朝廷革新变法,整军图强,被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称为“有天下之望”。尽管他不敢从体制机制上对封建统治进行抨击和改革,却能针对那些严重违法乱纪的人和事上书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坚持直言进谏是他为政思想的一个突出亮点。1876年,他回京任职后,立即加入“清流”之列,故而与张佩纶、黄体芳、宝廷并称为“翰林四谏”,赢得了“遇事敢为大言”的良好口碑。1879年,他做四川学政时,该省东乡发生一起官兵滥杀平民的惨案。由于负责此案的官员不敢碰硬,多年推诿,加之封建官场官官相护,所以此案一直未有定论,导致民怨沸腾。张之洞了解此事后,出于义愤,连上三折,大力呼吁重新审理此案。在强大社会舆论压力下,清廷只得认真办理,严惩涉案官吏及人员,最终还冤死人员以公道。

(二)为政之基上倡导培养“经世致用”的才能

“经世致用”是张之洞一生治学和从政两方面实践经验的总结。他从小勤奋好学,天性聪慧,文思泉涌,受过正统儒家思想的严格训练,著名学者丁诵先、韩超两位老师对他的思想形成影响颇大。13岁时,研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著作,并学习史学、文学及经济等方面的知识,还自学《孙子兵法》《六韬》等众多军事书籍,为治学和从政奠定了扎实功底。他是学霸型奇才,14岁回原籍南皮参加县试,考中第一,中秀才;16岁又考上顺天府乡试第一名,中举人。随后几年,并没有急于参加会试,冲刺进士,而是帮助父亲办理军务,应付贵州苗民起义,这为他积累了军事斗争的经验和洞悉社会百态的经历,使之比同时代的优秀青年具备更广博的知识和多方面的才能。27岁赴京参加会试、殿试,金榜题名,中一甲第三名,进入翰林院,被任命为七品衔编修,正式步入仕途。张之洞还精通儒学和经学,主张“通经致用”和“经世致用”;对书法也颇有研究,曾向张佩纶私授“书诀”,所写字体笔力遒劲,俊迈豪放,跌宕有致。由于他知识渊博,才干过人,所以,康有为对这位封疆大吏抱有特别的希望和崇敬。

(三)为政之能上注重锤炼建功立业的本领

建功立业是张之洞一生持续奋斗的行动指南。他不断完善从政能力,努力提升治理水平,所以无论是在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和学政职务时,还是在当山西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期间,都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以及开拓创新、兴利除害的工作能力,并深得当地人民称赞。如在四川任学政的一年多时间里,走遍该省15个府、10个直隶州、5个直隶厅进行深入考察,然后大力惩治枪替、拉搕、讼棍和贪腐考官等教育流弊,使士习风气焕然一新、考试秩序为之一振。好学之士额手称庆, 官绅富贾普遍赞誉, 称之为几十年来公正廉洁的四川学政。

张之洞从政期间贡献突出。第一,倾力兴办近代军事工业。所建汉阳铁厂是中国及亚洲近代第一个最大钢铁企业,推动了中国近代民族钢铁工业的起步和发展。第二,大力发展近代纺织企业。创办了湖北织布官局、纺纱官局、缫丝厂和制麻局,在武汉建成华中地区较为完整的近代纺织工业体系,同时还配套兴办了一系列中小型工厂。第三,全力推进民营工商业发展。兴办民营既济水电公司,使汉口成为全国率先使用自来水的城市。创办汉口商务公所,为湖北农副土特产品商贸交易提供了重要场地。筹办《湖北商务报》、商务学堂、两湖劝业场以及汉口商务局,促进了湖北全省的商贸繁荣,从而使武汉迅速跻身于全国繁荣城市之列,被称为“东方芝加哥”。第四,鼎力筹办和推进铁路建设。他认为“铁路为自强第一要端,铁路不成,他端更无论矣”[1] “西洋富强,尤根于此”。提议把他监修的芦汉铁路建成后命名为京汉铁路。1905年6月,又奉旨督办粤汉铁路,虽未建成通车,但为中国的铁路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第五,致力创建新式学堂,发展新式教育。甲午战争后,张之洞认识到建立新学制的重要性,并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近代教育思想,担任湖广、两江总督期间,大力兴办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和国民教育,并对许多书院和学堂进行整顿,成立了两湖书院、经心书院,推动湖北先后创建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武备学堂、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前身)、工艺学堂等,同时在南京创立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兴办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等专业学校。为了解学习世界先进科技知识,派遣留学生到日本深造。在学堂、书院的教育科目上,围绕国家和社会的迫切需要进行改革,开设一些振兴图强的新学科。他特别注重军队的训练工作,在任两江总督期间,聘任德国人做训练教官,采用西法操练,在徐州编练江南自强军1万余人。这些新式教育的开展,对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具有不同凡响的作用。

(四)为政之风上提倡恪守勤政清廉的操守

勤政清廉是张之洞一生为官从政的主基调。他虽出身仕宦世家,身处腐败骄奢的晚清社会, 但不为世风所左右,坚持以历代“贤臣廉吏”为标杆,遵从儒家的仁、义、忠、孝、智、勇来修身养性,始终保持出淤泥而不染,恪守清清白白为官,率先垂范办事。他工作勤勉,不惮劳苦,精益求精。据《石遗室文集》(卷一)《书广雅相国逸事》记载,他撰写公文奏稿,不假手他人,遇到重要奏议,总是谢绝应酬,反复推敲,数易其稿。有时书札发出多日后,又蓦然发现有数字不妥,便令快速追回,改好重发。他非常注重自己的名节廉耻,爱惜自己的官声名誉,保持俭朴清约的从政生活,并制定廉洁为政的规章。据《清史稿·张之洞传》记载,他一生清廉,且又“爱才好客”,做了数十年的封疆大吏,到死“家不增一亩”。任湖广总督其间,对官场陋习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大力查处贪污受贿,革除昏庸渎职人员,制定许多有效措施,如“禁止官场赌博、演剧、宴会奢侈”[2], 规定“不准所属州县供支馈送”[3] 。始终秉持“我所讲究者乃公利,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4]。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虽任封疆大吏多年,官及一品,但平时请客送礼、交朋结友、宴会赏赐、周济下属,都是从自己的俸禄中开支,常常造成一家人生活拮据,以至于湖广地区流传着一个歇后语:“张之洞当皮箱过年——习以为常。”为补贴家用,在任广东巡抚时,亲自在衙门后院辟地种菜。

1909年10月4日,他在临终前,把几个儿子召到床前说“进诸子,勿忘国恩,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5]。其实他一生并未留下什么财产,在老家没盖一间房屋、没买一分田地,去世后连丧葬费都是由他的门生、同僚资助。曾在汉口传教的英国人杨格非对他由衷敬重、褒奖有嘉,并写道:“张之洞在中国官吏中是一个少有的人才。他不爱财,在这个帝国中他本可以是个大富翁,但事实上他却是个穷人。财富进了他的衙门,都用在公共事业和公共福利上。”[6]

 

二、独特而丰富的为政经验

张之洞名列“晚清中兴四大重臣”,必然有他的许多独到之处、超常之能、为官之道。《新闻报》在张之洞去世后刊登了《哀张相》一文,对他评价道“若与历代贤臣相比,张之洞不愧为诤臣、能臣、良臣”[7]

(一)忠诚赢得平台

张之洞的仕途基本上是平步青云、一路飙升,筹办各项大业也大体上是上下支持、顺风顺水。究其原因,在于他的忠诚赢得了从政创业的平台。尽管他的忠诚是对封建王朝的愚忠,但在当时的条件和环境下,也许只能如此而已。张之洞对工作、对事业、对上级的忠诚是彻底的。他在任四川学政时,能够参照阮元杭州诂经精舍、广州学海堂的例规,亲自制定条教,并撰写《輶轩语》《书目答问》两本论著,来教导士子们读什么书、如何做学问以及加强修养品德等事项。他对事业倍加珍惜、全力以赴、孜孜以求、精益求精,从不简单应付、敷衍塞责,在任何一项事业中都殚精竭虑,努力把事情办好。

1952年3月15日,毛泽东与黄炎培谈论中国工业发展时说, “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 [8]。这个评价,可以说是对张之洞创办实业的高度肯定。他对朝廷忠心耿耿,从不阳奉阴违、偷奸耍滑,在任何场合都能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并竭尽全力进行维护。他一生恪守“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9] 的为官之道。如张之洞虽与末帝溥仪生父、时任摄政王的载沣政见不合,但临终之时,还念念不忘天下安危,当载沣亲临病榻来看望他,张之洞抛弃前嫌,希望他重振朝纲,并在遗折中提出“朝廷方宵旰忧勤,预备立宪,但能自强不息,终可转危为安”[10]的救国之策。

(二)创新开拓局面

创新贯穿于张之洞为政创业的全过程,就连国外有识之士对他的开拓创新和务实办事能力也大都持肯定态度。当时日本的伊藤博文来北京游览时,曾对总署说:“变法不从远大始,内乱外患将至,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 。”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就提出并筹备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他是中国真正从开发利用资源的高度,认识到“铁路是振兴经济近代化”价值的第一人。同时,他敏锐地觉察到人类已经进入“钢铁时代”,“钢铁经济”将成为世界工业的发展方向,并提出“要在中国建一座世界最大的铁厂,超过洋人,至少要超过日本,在亚洲第一”。在户部未拨款的情况下,向外省七凑八借,硬是把冷灶点热,撸起袖子干起来。1894年6月在武汉建起了我国近代第一个大型钢铁工厂。接着,又在大冶兴建我国第一个用近代技术开采的露天铁矿。这样,就以炼铁厂为中心,兼采铁、采煤和炼钢为一体,创建了我国近代第一个,也是远东第一座钢铁联合企业,为我国重工业发展开了先河。

在军事工业方面,他组织人员通过艰苦探索和奋力科研,转化和利用洋技术,创建了汉阳兵工厂。这是我国首家系统完备的军工企业,中国从此有了自己制造的现代武器和无烟炸药,它生产的“汉阳造”在中国近代军事建设以及国防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3年,张謇赞扬他“功德在民,鄂绩最大”。

在制定经济法律法规方面,张之洞还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和创新。他参考西方的“公法学”,结合在办理洋务时与西方各国经常发生的矛盾、问题和困难,向朝廷上书参酌中外法律,组织相关人员草拟“通商律例”,由朝廷审定颁布后,通令全国执行。同时,建议积极培养通晓中外法律人才,促进洋务运动发展,并主张聘请一些外国律师,博采各国法律,编撰我国的简明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等法规。

(三)担当成就大业

张之洞一生富有担当精神,每当内忧外患、社会矛盾急剧上升的时候,总是勇于站出来,针砭时弊,弹劾权贵,或革故鼎新,献计献策,切实解决一些社会棘手问题和突发事件。他死后,清廷评定为“公忠体国,廉政无私”,任疆吏“提倡新政,利国便民,庚子之变,顾全大局,保障东南,厥功至伟”[11]。时人称赞为“往往排众疑,决大议,能以一身开天下风气,而不为风气所转移”[12]。张之洞从政之初,不避嫌怨、不计祸福、直言以进,给晚清腐朽的政坛带来一缕新风;成为地方大员之后,注重听取民情社意,善于从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着手,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历史上武汉三镇的水患不断,一到雨季,百姓就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为此,他决心修筑后湖大堤,为城市抗洪构筑第二道防线。接着,他深入调研,亲自设计,亲临现场组织施工,建成的后湖大堤让武汉三镇免遭水祸,并使当年的汉口面积扩大了二十倍。因此,百姓自愿捐款,在后湖大堤上树立了“张公堤”碑。山西自咸丰、同治两朝以下,官场腐败日益严重,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后,整顿官吏作风,并开设义仓、减免差摇、修筑公路、治理河道、清查库款、整饬“邮政”、开展禁烟、推广兴学、整顿营规等, 使山西省种种弊政得以初步整治。张之洞在认识到科举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阻碍作用时,立刻坚定地站出来,上奏“请停科举”折,并被朝廷批准施行,中国历史上推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遂告终结。

尤其是每当国家出现主权危机、外敌入侵时,张之洞表现出强烈的大局意识,敢于站出来献言建策,力主倾力御敌。中法战争中,他对过鄂境北上御敌各军,无不赞助饷械,耗资达数十万两。当山东威海危机时,他主动送去快枪千支、子弹百万发。为此,山东巡抚李秉衡感激涕零,致电称“我公统筹全局,谋国至忠,与人之厚,诸深钦佩!”[13]对于抗击日本侵略,虽不属他管辖之事,但能以国家利益为重,积极为相关主事官员提出应对之策。

 

三、业绩非凡的为政启示

1912年4月10日,孙中山游历武汉,在参观鄂绅学界为张之洞所修建的奥略楼时,赞誉道:“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并对其肖像顶礼,以示崇拜伟人之意。他的为政思想和方法对提升新时代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具有一定的启示。

(一)提升自身素养奠定为政基础

张之洞之所以能够多次巧妙劝谏慈禧太后改变原定决议,一天连上三折迫使朝廷重审四川东乡惨案,以及经常上疏纠弹时政,评论得失,指摘弊端,且每每被统治者所采纳,从而获得“翰林四谏”和“遇事敢为大言”的美誉,并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取得巨大成就,是因为他具有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阅历,以及善于处理复杂局面的才干。新时代的领导干部应该把提升自己的综合素养作为执政为民的一项基本功。把学习作为一种精神境界、一种生活态度、一种自觉追求,不断培养干事创业的“真本领”,锻造敢于担当的“宽肩膀”,大力提升自己的领导艺术和治理水平。

(二)坚持公道正派获得广泛支持

张之洞一贯倡导“修己以安人”“治宦必先治己”[14],并在为官生涯中坚守公道正派的道德操守,做到谏言献策出于公心,同仇敌忾出于公愤,办事断案出于公正,开拓创新出于公益。所以,他的一生大都有益于国家,有益于百姓,从而能得到广泛的支持和拥护。新时代,领导干部坚持公道正派,就是要弘扬共产党人一心为公、正直无私的价值观,培养高尚的人格,做到“心如水之源,源清则流清,心正则事正”,自觉抵制各种腐朽庸俗思想的侵蚀,做一个积极健康的作风正派的领导干部;就是要发扬勤奋务实、公正办事的工作作风,做到“但使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切实解决广大群众的实际困难和突出问题,彰显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力量;就是要坚持一心为民、一心为公、创新创业,做到“平生德义人间诵,身后何劳更立碑”,真正得到群众的拥护与爱戴,在百姓中树立起良好口碑。

(三)秉持民族大义敢于向困难挑战

张之洞一生充满着爱国激情,彰显出高尚气节。他作为清末重臣,为使我国在主权和经济上免遭外国列强侵略和掠夺,坚持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利益。他明知倡导洋务运动、兴办各种实业、创办新式教育充满艰难险阻,但敢于向困难挑战,并取得非凡成就。在山西任巡抚时,面对官场乱象,人才缺乏,人民困苦,吸毒泛滥,张之洞一上任便勤考官吏,革除陋习,劾罢贪官,奖励良吏,清仓查库,严禁鸦片,胪举人才,编练军队。当调研中发现山西的铁矿销往上海、奉天等地运输成本太高时,便决定改由天津出海,降低运费,又在产地筹办冶炼局,以提高经济效益。张之洞可以称得上是鲁迅所赞誉的“民族脊梁”。身处新时代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敢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真正经受住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勇于破解发展难题和复杂矛盾,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无私无畏的勇气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四)始终廉洁从政挫败各种攻讧

张之洞身居高位,但一生坚守“清正廉明”的为官准则,做到干干净净办事、清清白白做人。虽然官越做越大,但是清廉之风始终如一,坚持“自居外任,所到各省,从不用门丁,不收门包,不收馈赠礼物。”[15]同时,不参与官场争名,也不与朝堂小人争利,经常拿出俸禄来办教育,救助灾荒地区的百姓。他在留给子孙的遗嘱中写道:“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16]虽然在几十年从政中遇到过许多政敌,但从没有攻击他贪污腐化的。清正廉洁既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底色,也是党员领导干部安身立命之本。各级领导干部应常怀敬畏之心,敬畏法纪、敬畏组织、敬畏人民,做到依法用权、公正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保持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坚决守住用权、处事、做人、交友的底线,时刻自警、自律、自醒,正确处理公与私、义与利、是和非、正和邪、苦和乐的关系,把思想教育的“软约束”与制度规范的“硬杠杠”结合起来。唯有如此,才能在从政生涯中,站稳脚跟,抵挡诱惑,经受考验,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坚守“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情怀。

(五)积极干事创业实现人生抱负

张之洞出生于官宦世家,成长于兵燹之中,幼年时代奠定了扎实的理学基础,青年之后转向经学,并在国家危难之中确立了经世致用的人生抱负。他曾为自己立下“三不争”的人生信条: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士争名;三不与无谓之人争闲气。[17]始终把主要精力放在事业上,不断奋斗,并干成了四件大事:创办实业,兴文重教,编练新军,抗击外侮,接续实现自己从小立下的远大理想。新时代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培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思想境界,认真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提高思想认识,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对照“任务书”和路线图,按照各自的岗位职责,切实当好施工队长,扑下身子抓落实。面对急难险重的工作,要有“赴百仞之谷而不惧”的魄力,敢抓敢管,敢于碰硬。面对挫折,要有“万折必东不回头”的韧劲,敢试敢闯,跌倒重来,从而干出一番经得起实践检验、人民检验和历史检验的政绩来。

 

[注 释]

[1][2][3][12][13][14][15][16]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729,10628,3768,5,6031,4400,10630,1826.

[4]辜鸿铭.清流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164.

[5][10]吴剑杰编著.张之洞年谱长编(下卷)[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1028, 1027.

[6]苑书义,秦进才.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M].北京:中华书局,1999:120.

[7]哀张相[N].新闻报,1909-10-06.

[8]丁守和.关于近代历史人物研究和评价问题[J].近代史研究,1983(4).

[9]易宗夔.新世说(卷2)[M].上海古籍书店,1982:13.

[11]胡钧重编.清张文襄公年谱[M].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285.

[17]邢东编著.张之洞家训[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9:183.

 

责任编辑:李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