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领导村规民约制定和运行的功能机理

2022-01-06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2021年第6期 字号:

◎赵绪生 郭忠厅

[摘  要]村规民约是对乡村社会生产生活的制度化规定,发挥着维护乡村社会秩序和实现乡村社会善治的功能。农村党组织领导村规民约制定和运行的过程,就是农村党组织通过重塑村规民约“四大支撑要素”,解决村规民约运行中存在的制度虚置问题,进而把党的价值理念与行为要求变为村民自觉行动的过程。这不仅为农村现代化过程中村规民约的制定和运行提供了多方面的力量支撑,而且使农村党组织对乡村治理的领导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全面助推乡村振兴。

[关 键 词]农村党组织;村规民约;党的领导;乡村治理;美丽乡村 [中图分类号] D267.2   [文献类型] A   [文章编号] 2095―7270(2021)06―0093―09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共中央党校校级课题一般项目“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研究”(DXYB2015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赵绪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教授,世界政党比较教研室主任;郭忠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2016级硕士研究生,广东省2019年选调生。

村规民约内生于乡村特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与社会秩序之中,发挥作用的边界主要是在村庄范围内。它作为村庄社会特有的生产生活秩序的一部分,其实质是村庄社会秩序和生产生活逻辑的提炼与总结,蕴含了村庄成员在与世界、与自然发生广泛联系的过程中所建构起的与自身生产生活相适应的知识、规范、伦理与精神,保障了村庄生产和生活的延续。因此,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党组织通过领导村规民约的制定与运行,就等于抓住了乡村治理的“牛鼻子”。

 

一、农村党组织在村规民约建设中发挥作用的逻辑

任何一个政党的长期有效执政,既取决于政党自身的建设水平,更取决于政党与国家、社会的互动水平。在“国家—执政党—社会”的政治结构中,执政党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直接决定党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在乡村社会中,村规民约作为乡村社会系统中的制度性结构,农村党组织通过正确领导村规民约的制定和运行,既可以极大地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也可以将党对农村的领导落细落实。

(一)村规民约运行的支撑要素

根据结构功能主义对社会系统的制度性结构所进行的功能分析,作为乡村社会生产生活的缩影,村规民约的功能发挥也需要相应的制度结构以保障其功能的发挥——要通过“目标的获得”来确定村规民约运行的方向,并据此建构村规民约的结构性力量支撑;通过“结构性力量的支撑”来奠定村规民约制定和运行的组织基础和文化基础,并从中获取内外部动力支持,以及一定的资源、力量来维持规约的运行;通过“运行环境的适应”来决定村规民约的生命力和解决村庄实际问题的水平,切实将乡村振兴建设的蓝图变为现实;通过“对越轨行为的防控”来决定村规民约塑造村民个体行为的力量,防止村规民约成为“稻草人”,并造成“破窗效应”。这“四大支撑要素”[1]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其中,基于村规民约的运行目标而构建起的结构性力量支撑,可以在结构上使村规民约具备适应运行环境和防控越轨行为的功能。反过来,村规民约的结构性力量支撑,以及对适应运行环境和对越轨行为的防控,共同保障村规民约运行的目标的实现。

随着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乡村社会生产生活的条件和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传统乡村社会与现代乡村社会中保障村规民约健康运转的“四大支撑要素”的具体内容和要求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新时代,能否与时俱进对“四大支撑要素”进行全方位的重塑,直接关系到村规民约的执行力和乡村治理效能。

(二)党组织对村规民约“四大支撑要素”的重塑

在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中,基于农村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领导地位,农村党组织在重塑村规民约的“四大支撑要素”方面,始终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领导核心作用(如图1所示)。其中,在目标获得方面,农村党组织将党的价值理念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正确主张寓于村规民约之中,使村规民约获得发挥作用的方向和目标;在结构性力量支撑方面,农村党组织围绕建设乡村振兴这一目标,依托自身的领导地位和高度的组织化,从组织制度、文化道德和生产生活等领域组织起群众,不断提高村庄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增强村庄社会关联度;在运行环境适应方面,农村党组织坚持群众路线,使村规民约的内容和形式既能适合当地实际发展的需要,也能适合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还能增强村规民约的权威性;在越轨行为防控方面,农村党组织通过党员干部教育引领、营造舆论监督环境以及支持群众自治组织行使奖惩职权等路径,使村规民约的各项具体行为规范及其内在价值导向能真正被转化为实践。

同时,县级以下各级党组织在领导村规民约建设的过程中,也要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根据《关于做好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指导意见》的要求,“要全方位、全过程强化县、乡、村各级党组织在制订、组织实施、执行监督村规民约中的领导和把关作用,保证村规民约的正确政治方向”。在重塑村规民约的“四大支撑要素”中,县级党委政府、乡镇党委政府和村党组织要立足功能定位(如表1所示),合力领导村规民约的制定与运行。当然也要注意到,由村庄社会的自治性所决定,在村规民约建设过程中,要着重发挥村党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县(市)党委政府和乡镇党委政府既要做到“不缺位”和“不越位”,避免不必要的、过度的行政力量介入和干预,同时又能及时“补位”。

 

二、明确村规民约运行的目标

乡村的发展蓝图需要根据其在整个国家和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来擘画。只有明确了乡村在国家和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要发挥的功能之后,农村党组织才能据此赋予村规民约运行的目标,并围绕目标来领导村规民约的其他各项支撑要素的建设,确保乡村治理沿着正确的轨道运行。

(一)乡村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功能: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压舱石”

环境伦理学者将地球区分为都市、农村和自然荒野三种环境,认为三者有机统一、缺一不可。乡村作为人们生活中的基本功能单位之一,其农业生产既是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也是生物多样性的实践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维护与培育起着重要作用。另外,在文化发展方面,乡村所代表的是一种宁静、安逸、互助和依存自然的生活模式,在这种生活模式下所孕育的农耕文明,更成为现代文明的源头。可以说,离开了乡村这一都市与自然荒野之间的缓冲地带的支撑,都市的持续发展是难以为继的。

一般来说,城乡结构上大体上可以分为城乡二元垂直结构和城乡二元并列结构。前者是经济分工的产物,并导致城乡发展出现两极分化的问题;而后者是自然环境的产物,城乡之间实现了共同发展和优势互补。一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基本上是沿着两条路径同步前进:一条路径或可称为“农村城镇化”,即扩大县城、中心城镇的规模,吸引和驱动县域内农村人口向这些地点集中,并按照新的标准来全方位地提升整个区域的城市化水平;另一条路径或可称为“城市郊区化”,即将大中城市的城市空间及其治理框架向外扩张,把周围农村郊区化。这两条路径尽管在过程和内容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二者在城市化目标上是一致的,都是通过推进农村的城市化来解决农村发展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发挥着重要的稳定功能和调节功能,正如《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中所指出:“农业农村发展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为党和国家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发挥了‘压舱石’作用。”

中国城乡结构中的乡村是对农民这一庞大弱势群体的保护,农民所拥有的农村宅基地、住房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制度权利,构成了农民生存和生活的基本物质保障,使得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可以随着城市承载力的变化而在城乡之间“进退自如”,不会因城市生活无以为继而形成城市内的二元结构或者沦为流民,威胁社会和谐稳定。这一保护性结构是中国社会结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尤其是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仍然可以保持巨大弹性的关键,避免了社会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剧烈冲突。应该看到,城乡结构本身并不是剥削农民的制度结构,而在于如何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实际,对城乡结构进行建构,发挥其各自的功能。

(二)村规民约运行的方向和目标:建成美丽乡村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2]新时代,党和国家制定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等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文件,都是在保证乡村这一结构属性的基础上,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把城乡二元垂直结构转变为城乡二元并列结构,进一步发挥城乡结构弹性的制度红利,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因此,农村党组织领导制定的村规民约必须要内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导向,并承接和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即把村规民约的规范贯穿于人居环境改善、经济发展、社会治安、精神文明和乡村治理等美丽乡村建设的全过程,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要求相衔接,并立足实际实现具体化,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全面建设美丽乡村。

 

三、领导构建村规民约的组织支撑

村规民约发挥作用的根源就在于,村庄社会关联度高所形成的完善的群众自治组织架构以及熟人社会共信共行的文化价值,使村民在相信村规民约执行力和公正性的基础上,自愿共同构建村庄秩序,并自觉遵循能够塑造村庄秩序的村规民约。因此,农村党组织领导村规民约制定与运行的基础和前提就是要领导组建起相应的组织结构力量,培育出普遍接受的文化道德力量,并找准把群众在生产生活领域组织起来的可行路径,增强村民间普遍的信任、互惠和网络,提高村庄社会关联度。

(一)构建村规民约的组织力量支撑:应对挑战村庄秩序的破坏力量

构建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村民自治组织体系,可以不断提升村民的组织化水平,使每个人都能间接或直接调动起其他人的关系来应对事件和解决问题,并使这种能集中力量来应对事件和解决问题的关系在整个村庄内充分流动。

由于全国各地农村的情况千差万别,各地完善村民自治组织架构就是要在上级党委、政府领导下,根据村党组织在村庄治理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以及相关法律的规定,充分考虑乡村人才实际和制度运行成本,健全完善以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为核心、村民自治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各种社会服务组织为补充的村民自治组织架构[3]。其中,村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发挥经济生产功能,村委会、村务监督组织和其他社会服务组织发挥公共事务管理功能,进而形成“村民自己的问题由村民自己解决”的多层次基层协商和治理格局,切实提高新时代村庄社会的组织化程度。

(二)构建村规民约的文化力量支撑: 培育村庄群众的行为共识

从村庄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用一种共通共信的地域文化将村民联系起来所形成的群体,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稳定性。这是提高村庄社会关联度和推进乡村治理的有效形式。因此,农村党组织必须大力培育和发展乡村文化,厚植村规民约运行的文化支撑。

由于文化作为一种力量不是那种直接作用的力和那种立竿见影式的显在力量,也不可能由人们随心所欲地控制和主事,其显现发挥必然是通过精神的或物质的载体。农村党组织在领导乡村文化建设中,一方面要在保护传承本地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要求做好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不断赋予和丰富其时代内涵与表现形式,强化乡村文化的道德教化作用,引导农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农民的情感认识和行为习惯。另一方面,农村党组织要切实传承发展好本地优秀农耕文化遗产、优秀戏曲曲艺、民间文化等文化载体,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及其服务体系建设,为村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坚持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在此过程中,农村党组织通过文化道德内化来塑造村民个体各个层面的信仰体系,并外化为村庄成员的行为导向、依据和标准。

(三)从生产生活领域组织起群众:提高村庄群众关联度

村庄社会结构不同,生活其中的村民就会有不同的应对生产、生活和娱乐的方式,也就会有不同的行为逻辑。当前,根据村庄形成的历史以及由生态、结构和规范三者叠加固化所形成的情况,中国村庄结构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即华南地区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团结型村庄、华北地区的分裂型村庄以及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分散型村庄。[4]这三类村庄的组织化程度是依次递减的,而且总体的组织化程度都不高。

作为乡村治理的领导核心,农村党组织要根据所在村庄类型,依靠生产生活等三种路径(如表2所示),从两个方向上把群众组织起来:一是从纵向上把群众团结在村党组织周围;二是从横向上提高村民彼此之间的关联度。

 

1.依靠领导村庄经济发展

农村党组织要通过带领村庄经济发展,积极培育农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由生产领域的组织化延伸开来,不断提升村庄社会关联度。一方面,村党组织可以依靠建立经济合作社,以土地使用权和资产等资源参股分红方式,壮大村级合作经济,使村民在生产方式上组织起来,成为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村党组织也可以依靠招商引资所形成“龙头企业+农户”的经营模式,或是村党组织带领村民抓项目、育产业来推动村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即“支部+企业+群众”“支部+项目+群众”和“支部+协会+群众”等创带模式,使村民在产业链上组织起来,把群众团结在村党组织周围,提升村庄社会关联度。

2.依靠血缘宗族或宗教的联系

血缘宗族和宗教都是村庄治理结构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并在很大程度上组织起了群众。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团结型村庄中,宗教在信教群众的生产、生活和娱乐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农村党组织要加强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依托宗教和宗教人士把信教群众在正确的方向上组织起来。在华南地区的团结型村庄和华北地区的分裂型村庄中,宗族集团和血缘小集体都是村庄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主体,在村两委成员的构成、村内资源的分配与使用以及对乡村社区的治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地方或基层的党委、政府要通过外力介入(如选派驻村党支部书记)或内部力量关系的调整、运用(如让宗族或血缘小集体之间彼此相互监督制约)等方式来建立坚强有力的村党组织,使宗族集团和血缘小集体在村党组织的领导下,把村民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共同参与村庄治理。

3.依靠组织群众的日常生活

毛泽东同志曾说:“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5]新时代,面对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应当努力解决好上学、就业、养老和医疗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并加强对贫困人口、留守儿童、妇女和老年人等弱势人群的关爱服务,不断保障改善民生。同时,在分散型村庄中,要以乡镇党委、政府和村党组织为主渠道来落实投放到农村的公共服务资源,通过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满足群众生活需要的途径来把群众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并在农村党组织的领导下,不断提升村民彼此之间的关联度。

 

四、引导村规民约适应运行环境

村规民约的运行环境涉及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两个层面。其中,内部环境是影响村规民约运行的村庄环境,外部环境是影响村规民约运行的国家和社会环境。两个层面的运行环境在交互作用中决定了村规民约的内容和制定过程。

(一)适应外部运行环境:落实党和国家的涉农政策

进入新时代,农民更加追求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渴望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风气,希望生活在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环境中,盼望享受到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在此情况下,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6]这一总要求包含生产状况、生活环境、乡村治理这三个方面的要求,聚焦点就是实现生活富裕。

可以说,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基于乡村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对乡村发展如何实现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同频共振所作出的要求。今后党和国家各项农村政策都将会围绕这一总要求来展开和细化。农村党组织要结合本村实际,探索村规民约与这些政策的结合点,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各项要求在本村得到具体落实。

(二)适应内部运行环境:对接村民的发展需求

在开放性村庄中,村党组织要立足自身组织资源、物质资源、组织原则和工作方法,在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与国家的农村发展战略接轨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本村的自然历史状况、风俗习惯、群众文化素质等方面情况,围绕本村实际发展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对症下药,领导村民有针对性地共同制定村规民约,做到将村民个体诉求与村域整体发展利益相融合。[7]

针对因传统礼俗文化式微,落后腐朽思想入侵,所产生的与社会主流伦理道德要求相悖的行为问题,基于解决这类违反公序良俗问题具有道德正当性,村规民约中可以直接对这类行为进行禁止性规定,并采取“教育+惩罚”的措施来保障执行。

针对因深受传统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影响而产生的与现代化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行为问题,其中有的问题是村民愿意解决的,也有的问题是村民不愿意解决的。对于前者,村党组织要在村规民约中对这类问题进行明确、全面的规定,积极推动问题解决。对于后者,一方面村党组织要采取渐进方式,迂回解决,村规民约中对这类问题先不搞“一刀切”,不追求一步到位,而是从容易解决的问题入手,允许采取差异性、过渡性的安排,逐渐扩展到核心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村党组织也要因势利导,比如结合本地近期所发生的事故教训,开展反面警示教育,引导村民在痛定思痛的基础上,依靠村规民约对威胁村庄稳定和发展的顽疾进行治理。

(三)适应内部运行环境:增强村规民约的权威性

由于村规民约是一种非正式制度,村民意愿在规约中的嵌入程度就成为村规民约生命力和执行力的关键所在,而村民意愿在规约中的体现程度又取决于村规民约对民意的吸纳程度。因此,村党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领导核心,要领导群众自治组织共同填补村庄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造成的权威结构的真空,广泛吸纳民意,并在上级党委政府对民意进行梳理和选择后,由村民们通过共同合议的方式形成村民共同服膺的规则和相互之间的信任,奠定村规民约权威性的基础。

此外,为了进一步将村民的合意转化为村规民约的治理效能,农村党组织还必须在运行环节保障村规民约能够覆盖和约束村庄内所有成员,尤其是党员和村干部。因为作为制度适用对象的关键少数如果出现制度适用例外,那么就会出现以这个关键少数为圆心,以其人情关系为半径的漏洞。而且这个人情关系半径中的各个个体在这个关键少数的庇护下,又会再次形成以自己为圆心,以自己的人情关系为半径的漏洞。久而久之,这必然会导致村规民约的制度虚置。

 

五、领导防控村规民约运行中的越轨行为

习近平同志曾说:“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任何目标的实现,任何规则的遵守,既需要外在的约束,也需要内在的自觉。”[8]乡村社会中,农村党组织领导防控越轨行为就是要依托相对清晰的村庄界限、频繁的村民交往互动以及群众自治组织的权威性,明确村庄中各主体的行为方式、发挥作用的方向和发展的方向,综合运用教育引领、舆论监督、奖惩制约等手段和策略(如表3所示),在保障村规民约运行的过程中产生“飞轮效应”,增强村规民约的执行力。[9]

 

(一)依靠内在自觉:发挥村党组织的教育引领作用

人的信仰体系呈现三个层面(如表4所示),它们对个人的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10]当现实环境与核心信仰体系发生冲突的时候,人们更易于在次级信仰体系和辅助信仰体系层面做出调整。因此,个人行为的转变可以被理解为内外部不同信仰体系的力量之间平衡变化的表现。一个拥有持久生命力和执行力的村规民约,必然蕴含着与全体村民的核心信仰相一致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塑造着村民个人的行为偏好和具体行为。

 

在村规民约的运行过程中,针对村民次级信仰体系和辅助信仰体系层面的问题,村党组织通过教育引导,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取得效果。为此,村党组织在教育引导村民遵行村规民约时,既要面向全村进行宣传教育,也要面向村民个体进行教育引导,实现点面结合;既要做好事前的预防教育,也要做好事中事后的实践教育,实现知行合一。此外,村党组织还要跟进了解群众的思想状况,并依托村规民约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及时疏导和化解村民之间的矛盾,让村民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感受到村规民约的作用和力量,进而发自内心认同和自觉遵行村规民约。

个人的核心信仰体系构成个人行为的基础,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如果村庄中的村民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所践行的核心信仰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违背,那么村党组织单单依靠教育手段就难以对村民们的核心信仰体系进行调整。这时,农村党组织一方面需要培育积极健康的乡村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和重塑村民们核心信仰体系。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党员、村干部等“关键少数”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引领本村群众共同践行村规民约的核心价值规范,持续推进移风易俗。

(二)依靠外在自觉:发挥村庄舆论的监督作用

任何监督都是有成本的,包括经济成本、人力成本、时间成本等。同时,也有一个“及时到达”的问题,否则监督应有的作用就难以发挥。村规民约在运行中也需要解决好监督的成本问题和“及时到达”问题。由于村规民约不像法律一样需要国家制定或认可,也无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因此,对村规民约运行中的越轨行为的防控,就不能单靠农村党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的力量来防控,还需要农村党组织通过培育和发挥村民的舆论监督作用来防控。

村庄内部的舆论监督环境很难自发形成,必须要有一定的“初始力”加以推动。在当下的村庄社会中,能提供这个“初始力”的主体就是村党组织。由于村规民约中的价值理念与行为规范必须要有一定的实践机制来具体化,这既能保证村规民约的价值理念与行为规范找到实现路径,同时也能为村民们践行村规民约的情况提供可以量化的评价标准。对于不践行或没有很好践行村规民约的村民,势必会受到大家在舆论和道德上的批评、谴责。因此,村党组织在构建村庄文化力量支撑,形成众人所认同的共同价值体系的基础上,还要从建立相应的实践机制方面施力,如道德评议机制,催生村庄社会的舆论监督环境。

(三)依靠外在约束:发挥群众自治组织的奖惩制约作用

利益是人类行动的主要动力,无论是通过减少一个人的行为所带来的利益,还是增加一个人的行为所带来的利益,都能达到规制和塑造个人行为的目的。从村规民约的性质上讲,惩罚的效力必须要辅以奖励的积极作用,只有“疏堵”结合,即通过惩罚禁止某些行为和奖励引导某些行为,才能双向规制和塑造个人的行为。

村党组织在运用惩罚约束措施来防控越轨行为时,要做到分类处理,抓早抓小,渐次升级惩罚强度,避免侵犯村民个人的各项法定权利——针对无意触犯村规民约的村民,村党组织主要采取批评教育、道歉与赔偿、罚款等惩罚力度较轻的矫正措施;而针对明知故犯的村民,村党组织在保障村民最终享受法定权利和避免违反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要在实现他的各项权利的过程中,设置一些程序门槛或时间门槛,以迟缓甚至是取消其权利和利益的实现,迫使其矫正越轨行为。在运用以奖代惩措施来防控越轨行为时,要做到及时适当地奖励鼓励目标行为,引导村民个人自觉纠正自己的越轨行为或重复正向目标行为,进而满足村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赢得大多数村民群众对村规民约的支持和认可。

 

六、结语

农村党组织领导重塑保障村规民约运行的“四大支撑要素”的过程,就是农村党组织通过思想教育、组织动员等柔性方式,将党的价值理念与行为要求转化成村民群众自觉行动的领导过程。这是农村党组织发挥全面领导作用的最佳途径和实现方式,也使农村党组织对乡村治理的领导有了可靠的抓手和具体化的平台,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保证了党的乡村振兴战略在基层得到具体落实,推进了乡村社会的善治和美丽乡村的建设,并进一步夯实了党长期执政的根基。

 

[注 释] [1]下文用“四大支撑要素”来代指保障村规民约制定和运行的目标获得、结构性力量支撑、运行环境适应和越轨行为防控这四大支撑要素。 [2]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57. [3]张天佐,李迎宾.强化“三治”结合健全乡村治理体系[N].农民日报,2018-04-14(03). [4]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46-47. [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7. [6]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5-26. [7]周铁涛.村规民约的历史嬗变与现代转型[N].求实,2017(5). [8]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29. [9][10]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31-132,244.

 

责任编辑:王鹏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