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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兴泽:父子宰相从政之道
发表日期:2018-9-19 【编辑录入:zx】 【信息来源:《中国领导科学》杂志】 阅读次数:12133

     编者按 在中国封建王朝政治史上,能够成为一朝“宰相”绝非易事,出现“父子宰相”则更为罕见。清朝康乾时期,张英、张廷玉父子先后被皇帝倚重,都是一代名臣。张英父子之所以能够长期得到重用,都因为他们具有不二忠心之德、清正朴素之廉、勤奋谨慎之风、以文辅政之能、言语严谨之范,在忠、廉、勤、能等诸多方面形成了独特的从政之道。

     在浩瀚的中国封建王朝政治史上,能够走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高位,成为一朝“宰相”或相当职位绝非易事,出现“父子宰相”更为罕见。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父子宰相勉强可以数出十余对,如汉末曹操、曹丕父子,曹魏司马懿、司马师父子,司马昭、司马炎父子,东魏高欢、高澄父子,西魏宇文泰、宇文觉父子,唐代李吉甫、李德裕父子,南宋秦桧、秦熺父子,清代张英、张廷玉父子,曹文埴、曹振镛父子,蒋廷锡、蒋溥父子,刘统勋、刘墉父子,翁心存、翁同龢父子等。而就他们被皇帝所倚重程度、政绩和从政时间而言,张英、张廷玉父子颇为突出。

     张英(1637—1708),字敦复,又字梦敦,号乐圃,又号倦圃翁。安徽桐城人,康熙六年进士,选庶吉士,十一年任翰林院编修,十六年入值南书房。先后充任撰修《国史》《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典训》等总裁官。供职勤谨,应对称旨,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著有《笃素堂文集》《存诚堂诗集》《聪训斋语》、《恒产琐言》等。

     张廷玉(1672—1755),字衡臣,号砚斋。经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任庶吉士、检讨、礼部尚书、户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等职。他以文辅政,深受重用,从政长达50年,可谓“历得三朝,遭逢极盛”。他是清朝唯一配享太庙的汉臣。

 

     张英张廷玉父子之所以能够长期得到重用,皆因为他们具有不二忠心之德、清正朴素之廉、勤奋谨慎之风、以文辅政之能、言语严谨之范,在忠、廉、勤、能等诸多方面形成了独特的从政之道。


     忠于皇上,忠于朝廷

     张英先是康熙的老师,后为康熙皇帝的宰辅,一生对朝廷忠贞不二。张英忠于皇上、忠于朝廷,表现在他完全按照康熙皇帝的旨意制定诰文。康熙十六年(1677年)设南书房,召张英入值,并在皇城西安门内赐第,开创了清朝汉官住在皇城之首例。时平定三藩之乱,战务繁忙,军报多时一天三五百封。康熙皇帝每日在乾清门听政后,常到懋勤殿,与儒臣研讨经史诗词,张英随侍左右。“辰入暮出,退或复宣召,辍食趋宫门,慎密恪勤,上益器之。幸南苑及巡行四方,必以英从。一时制诰,多出其手。”张英忠于皇上、忠于朝廷,还表现为他在康熙皇帝行程等重大事件上安排周密,不离左右,随叫随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皇帝南巡,张英迎驾于江苏淮安,帝赐御书榜额,随至江宁。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皇帝再度南巡,张英迎驾于江苏淮安清江浦,仍随至江宁。

     张廷玉继承父亲张英的从政基因。他以皇帝的意志为意志,不事张扬,事成则归功于主人,事败则自己承担责任。雍正时期,张廷玉的贡献主要在于规划建立军机处制度、完善奏折制度、编撰重要的朝廷文史典籍等。

     雍正八年(1730年),西北战事紧张,为了维护国家统一,雍正皇帝决定出兵征讨。因战事紧急,特设军机处,命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及蒋廷锡领其事,由“廷玉定规制”。遵照雍正皇帝旨意,张廷玉就军机处的性质、官职、职能、纪律等作了严格规定。军机处成立后,由军机处办理的事情,不问大小,“悉以本日完结”,杜绝了积压现象。这些严密的规章制度,加强了皇权统治,避免了政出多门以及失、泄密现象,提高了办事效率。

     按照雍正皇帝的旨意,张廷玉协助朝廷制定和完善奏折制度。《清史稿·张廷玉传》载:“廷玉定规制:诸臣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阁拟旨;要事用折,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亲御朱笔批发。自是内阁权移于军机处,大学士必充军机大臣,始得预政事,日必召入对,承旨,平章政事,参与机密。”此后,作为一种官方文书制度的奏折制度被确定下来。张廷玉制定的奏折廷寄办法,既保证了中央政令的严格贯彻,也提高了清朝政府的行政效率。由于撰写谕旨的需要,雍正皇帝有时候一天召见张廷玉多达十几次。雍正皇帝不分昼夜地召见,以致张廷玉要晚上一二更以后才能回家休息。雍正即位第一年,张廷玉即升为礼部尚书,后又长期担任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就连雍正皇帝本人也承认张廷玉的功劳在于文字。张廷玉所拟之上谕,全合雍正本意,是以屡获表扬,加之他主持编写了很多重要的文史典籍。因此,他的作用和政绩,主要以忠于雍正皇帝的思想的文字来体现。

     张廷玉的忠不仅表现在对皇帝交办的事情尽心尽力完成,还表现在关键时刻忠于皇帝、忠于朝廷,甚至在皇帝困难之时不顾自己的生命挺身而出。在康熙朝九龙夺嫡之时,张廷玉紧跟康熙皇帝。因为他知道,紧跟康熙皇帝就是最好的选择。在选定继承人的关键时刻,张廷玉甘愿和四王爷一起被贬。在八爷党逼宫的时候,“八王议政”并暂时掌握了兵权,满朝文武都做壁上观。雍正皇帝几乎绝望。这时,张廷玉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他引经据典反驳得八爷党哑口无言,从法理上论证了“八王议政”的错误,从而镇住了局面,表现出他对雍正皇帝的无限忠诚。


     清正廉洁,朴素俭用

     张英认为,为官从政要以清廉为第一要务。他在《聪训斋语》中说:“人能知富之为累,则取之当廉,而不必厚积以招怨;视之当淡,而不必深忮以累心。”“使我为州县官,决不用官银媚上官。”张英初入翰林时,家里很穷,薪水又低,有时甚至典当衣物买米。但有人馈送千金,不接受。他在30余年的从政生涯中,偶有挫折,或被降职,但最终仍以其处事清廉、才华过人而被起用或再次拔擢。许多清正廉洁的地方官,因为他的举荐而得到重用。而其亲朋故友,邻里子弟,中进士者多达十人之众,却没有谁因为他而升迁。特别要提到的是,他的礼让美德备受当时社会和后人赞赏。据《桐城县志》记载,张英桐城老家因建房与邻居引发纷争,而地方官出于忌惮不敢下结论,故张家人写书信求援于张英。张英接到家书后回小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阅后立即让地三尺,邻居见状也让三尺,于是就空出一条六尺宽的巷道。张英的一封礼让家书,化解了邻里之争。“让他三尺”的行为,让出一条流光溢彩的六尺巷,张氏美名因而广为流传。

     张廷玉从政信念是居官清廉,而做到清廉在于强忍。他在《澄怀园语》中说:“居官清廉乃分内之事。为官第一要廉,养廉之道,莫能如忍。人能拼命强忍,不受非分之财,则于为官之道,思过半矣!”“为官第一要廉,养廉之道莫如能忍。尝记姚和修之言曰:有钱用钱,无钱用命。”他数充乡试、会试总裁而公正无私,使天下士子“心自静,品自端,于培养人才,不无裨补”。张廷玉廉洁自律,达到了克己的程度。雍正元年(1723年),张廷玉的堂弟张廷珩参加殿试。雍正皇帝看其文章后大加赞赏,要拔为一甲,但在张廷玉的再三请求下,最终降为二甲第一。雍正十一年,张廷玉的儿子张若霭殿试得第一甲第三名,但科考是张廷玉主持的,为避嫌疑,跪地赎罪,要求降级。雍正皇帝深受感动,终于同意了张廷玉的要求,把他的儿子降为三甲第一名。

     张英主张以俭为宝。他在《聪训斋语》中说:“以俭为宝,不止财用当俭而已,一切事常思节啬之义,方有余地。”“俭于居身而裕于待物,薄于取利而谨于盖藏,此处富之道也。”他对京师同僚“一席之费,动逾数十金”的做法深感不安。他严于律己,身体力行,致仕归乡后“誓不着缎”“不食人参”,还接济他人。他仿照名人陆梭的方法,将一年的预算分成了十二股,一月用一股并尽量节约,月末算出一月所剩余的钱,将它单独存放,一旦发现谁家生活困难,或有急用时,便主动接济之。张廷玉秉承父亲俭用家风,寝处皇帝赐居戚畹旧园十余年,生活十分俭朴,连日用器具都不齐全,“所有者皆粗重朴野,聊以充数而已”,以致王公同僚等“多以俭啬相讥嘲”。他告诫子孙,“生富贵之家”,切不可“染纨绔之习”。


     从政勤奋、从政谨慎

     张英才华横溢,供职勤谨。清圣祖说:“张英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他自书对联“读不尽架上古书,却要时时努力;做不尽世间好事,必须刻刻存心”以自勉。康熙皇帝赏识张英则是因为“召入对,上心识之。自是再四谘询,对者无异词”。张英入值南书房后,康熙皇帝御赐给张英紫禁城西安门内的府第,以便他随传随到,“词臣赐居禁城自此始”,首开清代非满八旗人居皇城内之先河,这于当时的汉臣是无上的荣光。但这也是苦差,清晨雄鸡未鸣之时,张英就到宫门外等候,和奏事诸臣一同入宫听早朝,退朝回家后往往还没来得及休息,就有内侍再来请他进宫。入值南书房的汉臣们和康熙谈古论今、讨论治国方略,还要为康熙帝起草“特颁诏旨”。南书房就逐渐成为康熙皇帝的机要秘书处,后来就成了康熙朝的国务决策中心。康熙政务军务繁忙时,张英从早到晚都在南书房值班,因慎密恪勤,日益受到康熙皇帝器重。“一时制诰,多出其手”。每次皇帝出巡,张英也必然被钦点侍从,极受信任。张英很注重自我培养:“人生于珍异之物,决不可好”;“名画法书及海内有名玩器,皆不可蓄,从来贾祸招尤,可为高抬贵手”;笔墨琴砚、生活用具都只求适用;瓷器容易破损,“取厚而中等者”即可。在朝时,他年高事杂,每日食用人参一钱补气,也有一些贵重的衣物,退休归田后便“誓不着缎,不食人参”了。

     张廷玉深受其父影响,具秘书之才,记录皇帝言语准,书写文件快。雍正皇帝刚登基时,一天口述十几道圣谕,张廷玉往往在几分钟内,就把内容变成逻辑严密的文书。雍正即位初,首要大事是康熙的丧事,便任命时任“吏部左侍郎”的张廷玉协助翰林院写作有关文章,即与康熙丧事有关的文字。“凡有诏旨,则命廷玉入内,口授大意,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皇帝口授几句,他就可以当场伏地挥笔而就,每天不下几十次。可见,张廷玉的才干确实名不虚传。雍正皇帝赏识张廷玉,也是从喜欢他的文章开始的。

     张廷玉从政勤奋。他在自订年谱中说,雍正皇帝经常召见,有时一天多次,习以为常。西北用兵之时,“遵奉密谕,筹画经理,羽书四出,刻不容缓”。从内廷出来到朝房办公,属吏请求指示和批阅文件的常达几十上百人,他经常坐在轿中批览文书,处决事务。傍晚回家,仍然“燃双烛以完本日未竟之事,并办次日应办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始就寝,或从枕上思及某事某稿未妥,即披衣起,亲自改正,于黎明时付书记缮录以进”。可见张廷玉处理公务是绝不过夜的。雍正帝也评价道“办理事务甚多,自朝至夕,无片刻之暇”。

     张廷玉从政谨慎。他深知在皇帝身边工作危险,从政只做执行者,不做思想者;只做秘书,不参与决策。他回到家里,必做两件事:一是检查一下做过的事、说过的话,如有过错,就想第二天怎么弥补。二是回家烧文件,不留文字记录。事实上,雍正朝许多重大决策都有他的身影,但却查不到关于他的丝毫记载。功劳都算在雍正皇帝身上,从来不提自己。汪由敦写墓志铭时说,找不到他的一件建议。官员们从不知道是因张廷玉推荐而被提拔的。这正是他的谨慎之处。


     言有规矩,语有操守

     张英在《聪训斋语》中强调做人应“谨言语”。张英从政数十年,对国家机密知之甚多。和康熙谈论朝政时,他“尽志竭诚,虔恭匪懈,一心惟知有社稷,不知有身”。退职后,他也绝不会把任何机密告知同僚与家人。他向康熙皇帝推荐官员,也从不让当事人知晓。康熙皇帝称赞他生平不沽誉、不市恩,没有矫异之行,“公为人忠实无畦畛,外和内刚,一私不染,自同官及后进之士,皆倾心相向”。换言之,南书房能成为朝廷的最高机密中枢,跟张英这个密不透风的“总督”有莫大的关系。他教导张廷玉从政也要如此,而张廷玉更是把乃父“谨言语”教导发挥到极致。

     敬畏慎言

     张廷玉历经康雍乾三朝,深知祸从口出的道理,故以“圣人之言简,贤人之言明,众人之言多,小人之言妄”为镜鉴。他在《澄怀园语》举例:《汉书·孙光传》记载,西汉重臣孙光办事周密谨慎,从来不出差错。每次放假归来,与兄弟、妻儿聚宴甚欢,却从不提朝廷之事。有人问孙光,官廷中的花木如何?孙光呵呵不应。张廷玉因此感叹“真神仙必不说上界事”,提醒自己“凡事贵慎密,而国家之事尤不当轻向人言”。他谨守“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朝廷上下看到的张廷玉都是一副“不拘言、不拘笑;一举一动,悉遵规矩矱”的样子。正因为如此,张廷玉才受到皇帝的高度信任,朝廷的大事小事,皇帝无不听取他的意见,而张廷玉也做到了敬畏慎言,从未走漏一点风声。

     据实建言

     张廷玉从政始终“殚心竭力,务求平允,不敢一事疏忽”,遇事总是为朝廷着想,很少考虑个人利害得失。他奉行“宁受人毁,不可受人之誉”。乾隆七年(1742年),刑部侍郎盛安请行限田之法。张廷玉深知其弊,急忙上奏《罢限田议》,指出此法的危害,并在廷议中据理力争。他说:“田如何准确分为好差?以多少田为限?各地风土互异,贫富不一,非清查不知。如果查,就会骚扰百姓,胥吏也会乘机讹诈,改户移名、互相告讦的事情将会越来越多。”最后皇帝裁决,此法因“名易正而难行”,不得不取消。

     敬慎寡言

     张廷玉要求自己束身检行,勤慎奉职,“且承先人训,时存知足之心”。“先人训”是指其父张英的教诲。张廷玉将父著《聪训斋语》记诵在心,领悟父亲的人生哲学和从政智慧。他每天下朝回家,不许家人询问公事,也很少与地方官员书信来往,即使是与同朝30多年的同乡方苞,也很少有人提及他们的交情。据《啸亭杂录》记载,很多经张廷玉举荐而被重用的大臣,终生不知道被起用的背景,更不知道张廷玉推荐之功。张廷玉还经常以《周易》“吉人之辞寡”警示自己及身边人:“多言之人即为不吉,不吉则凶矣。趋吉避凶之道,只在矢口间。”

     保密不言

     张廷玉在雍正皇帝身边,“无日不蒙召对”“凡有密旨,悉以谕之”。他可谓最了解朝廷机密。而千方百计向他探口风、摸机密甚至悄悄打听皇帝行踪的也大有人在。他深知保密责任之重大,从未向人泄露。更重要的是,他制定制度确保朝廷重大事项信息不外泄。张廷玉参与设计军机处制度,使军机处成为清代存在时间最长的中央最高决策机构,保密措施也最严格。《清史稿》记载,军机处创建时,其制度都是皇帝授权后,由张廷玉制定的。这些制度措施,不仅除繁冗、提效率,而且有效防止失密泄密,确保了朝廷重大政策及其文书的稳妥运行。

     不过,张英是人不是神,也有不严谨而失误的时候。1686年9月,张英与侍读学士德格勒撰写起居失误,被吏部革职降级,康熙皇帝从宽处理。1690年,张英调任礼部尚书,康熙皇帝斥一等公佟国维所写的祭文为“极为悖谬”,张英则因未能详审祭文而被免去了礼部尚书职务。后来,张英因教习庶吉士不严又被连降三级。

     张廷玉同样也不是完人。乾隆继位后,张廷玉决定“乞休”回安徽桐城老家,而乾隆皇帝不许。直到乾隆十四年冬,张廷玉再次提出回家请求,这一次不敢再说退休,只说是“暂归”,并说等将来皇帝南巡,他可以在江宁迎驾,一同回京师云云。乾隆皇帝这才勉强应允让其致仕。张廷玉感谢乾隆皇帝恩典,但却重提了先帝雍正之遗命,说“蒙世宗遗命配享太庙,上年奉恩谕,从祀元臣不宜归田终老,恐身后不获更蒙大典。免冠叩首,乞上一言为券”。言下之意是提醒乾隆皇帝,他死后“配享太庙”之事,还请皇上记下兑现。这时,乾隆皇帝不高兴了,不过,张廷玉毕竟当过自己的老师,碍于情面还是为他“颁手诏”。但赐诏时,因有风雪张廷玉以年迈有病为由“不亲至”,让次子张若澄代为谢恩。乾隆皇帝对此大发雷霆,张廷玉只好亲自上朝致谢。乾隆皇帝火气仍未消,说“你不是身体不好吗?怎么今天来了呢?这分明是欺君之罪”,还借题发挥以责备汪由敦“漏言”之罪,下旨削去张廷玉伯爵,同时将到任不足一月的汪由敦(汪由敦是张廷玉推荐的)也免职了。一年后,张廷玉再次表达南归之意,并以“请罢配享治罪”。乾隆皇帝再次大怒,认为张廷玉分明就是赌气。于是,乾隆皇帝借张廷玉亲家朱荃(其子张若澄续妻之父,时任四川学政)之罪,株连张廷玉,下令尽缴张廷玉家历代皇帝所赐之物。

     张英父子的从政之道,对当今各级领导干部有多方面启示:领导干部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对党绝对忠诚,还要有成事的真本领,为实现党新时代的各项工作任务而奋斗;必须清正廉洁,经济上清清楚楚,作风上光明磊落,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为官;必须敢于担当,履职尽责,勤政务实,始终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必须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计较个人功名,应看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

     (本文作者:刁兴泽,中共山东省荏平县委党校高级讲师、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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