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科研部联合举办“‘第二个结合’与文化主体性学术研讨会”，副校（院）长李毅教授、李文堂教授出席会议并作主旨发言。来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校内外1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讨论，科研部有关同志、文史教研部全体教师和部分研究生参加了会议。

李毅以《“第二个结合”的哲学意义》为题在发言中强调，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契合性，二者作为“根”和“魂”，缺一不可，“第二个结合”具有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意义。“第二个结合”立足于对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深刻概括，体现着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的鲜明价值追求，要勇于打破西方文化迷思，打破文化虚无主义的迷障，巩固文化主体性。“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时代之必然，要结合实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的基因，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兼收并蓄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李文堂指出，就“第二个结合”而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就是这种结合的产物，如文化自信、自我革命、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等重大理论创新都体现了“第二个结合”。从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整体发展态势来看，学术阐释创新还跟不上党的理论创新步伐，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方面的功底，进一步推动学术创新，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在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创新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我们不仅要将它放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来看，还要将其放在中华思想文化史上来看它的深远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研究员以《文化主体性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题展开阐释，他认为，“第二个结合”本质上就是巩固文化主体性，拓宽我们的道路根基。建立文化领导权的目的即在于树立文化主体性。“第二个结合”拓展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将新时代的文化发展同中华文明的承续结合起来，将新时代的道路与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道路一气贯通。“第二个结合”在“又一次思想解放”中确立起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重文化主体性，进一步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是马克思主义又一次深刻的中国化。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副主任翁贺凯教授以《从大历史观看“第二个结合”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为题作了发言。他指出，从大历史观看，中华文化主体性经历了建立、失落、重建和巩固4个阶段，“第二个结合”意在强国复兴与精神自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近代中国的“文化取向危机”错综复杂，中国共产党人将中华民族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潮流和世界社会主义的进步潮流结合在一起，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重建了文化主体性。新时代的“第二个结合”不仅拓宽了中国道路的历史纵深和文化根基，还将进一步巩固文化主体性。

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孔新峰教授在《试论文化领导权与文化主体性的关系》发言中指出，理解“文化领导权”与“文化主体性”之关系，即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之关系，也即理解中华民族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关系。“文化领导权”与“文化主体性”的文脉链接，乃是“守正”。“正”有两层含义：其一为主体性，其二为领导权。守正就是要守住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守住“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住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守正创新。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李海青教授就“第二个结合”提出的理论意义谈了几点思考。他强调，“两个结合”的理论逻辑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实现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除了坚持“第二个结合”，还必须充分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第二个结合”的评价标准应体现为是否有利于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进中国的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进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李媛媛教授在《“第二个结合”的历史逻辑与内在理路》发言中指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经由漫长的历史建构而成。近代中国遭遇的文明危机，使得重建文化主体性成为关系中国道路选择的重大问题。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建和巩固，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通过中华文明的自我更新塑造新的文化主体性，探索当代中国的新道路。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王学斌教授在《“第二个结合”视域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发言中指出，漫长的中国历史与浑厚的文明积淀，蕴含着丰富的国家治理传统，这是以“第二个结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宝贵资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刻把握中国的文化国情，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找准“第二个结合”视域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有助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实现国家治理的与时俱进。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刘飞副教授在《坚持“两个结合”，熔铸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生命》发言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激活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激活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力与创造力，使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化为主动，进而开启时代的精神创造。“第一个结合”贵在于“用”，通过“结合”拯救民族危亡；“第二个结合”贵在于“体”，通过“结合”熔铸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生命。

在“评议发言”环节，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主任秦露教授、哲学教研部副主任乔清举教授就以上学者的观点分别谈了自己的看法。秦露强调，今天的讨论在三重逻辑上为阐释“第二个结合”打开了空间。首先是文明逻辑，马克思主义的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都是中西文明不断交融的结果。“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既解决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问题，又解决了中国道路的正当性问题。其次是历史逻辑，“第二个结合”不能只是理论上的推演，而要进入历史，我们要讲清楚中国道路如何从中华文明史走出来。只有回到历史脉络，“第二个结合”才能产生“活”的历史有机体。最后是实践逻辑，今日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每一个生动实践都是“第二个结合”的进行时，需要我们不断挖掘和阐释其背后的理论内涵。

乔清举认为，“第一个结合”包含了“第二个结合”的逻辑前提。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运用，是“第二个结合”的先声。“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具有中华文明史、人类文明史的宏阔视野，为解决古今中西之争、阐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提供了理论基础。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教授在会议总结中指出，本次研讨会有3个突出特点。一是开学术新风。本次研讨会不设开幕式和领导致辞环节，副校（院）长李毅教授、李文堂教授以学者身份参加会议，与校内外专家共同呈现了一场精彩学术研讨。二是跨学科跨界特色鲜明。与会学者来自不同类型的科研机构，发言涉及多学科方向。三是研究成果丰富。与会学者的发言围绕“第二个结合”与文化主体性的关系、文化主体性的主体内涵、“第二个结合”的文明历史与实践意义等问题展开，这些讨论拓宽了对“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的认识，深化了对文化主体性在当前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文化建设中的重大意义的理解，为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拓展了思路、提供了学术新知和学理创见。习近平文化思想博大精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更好担负起学术责任和政治责任，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和宣传中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