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言，“道器无异体”。道以明向，器以成事。从战争形态演变的历史进程来看，冷兵器时代的“兵马阵”、机械化时代的“火力阵”、信息化时代的“网络阵”，都是军事理论之“道”和军事科技之“器”融合发展的产物。当今世界，军事理论与军事科技呈现快速性突破、爆发性增长、群体性涌现的态势，“道”与“器”结合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近些年，外军提出的“多域战”“联合全域指挥控制”“穿透性制空”“敏捷战斗部署”等新型作战概念，无不是集理论创新与科技创新于一体。“科技+军事”催生出众多超乎想象的新型武器装备、军事行动样式，令战争攻防作战机理和战场制胜权重的影响因素空前复杂，要求我们在战争法则和科技创新的辩证统一中探寻理技融合的“双向奔赴”，触发体系聚优的“涌现效应”。

以“理”为“纲”，由“技”生“需”，从源头起点上推动理技融合。以“理”为“纲”，即贯彻国家总体政略战略、立足制衡强敌、坚持问题导向，以军事理论创新和作战概念开发为基础，统筹科技创新体系总体布局，牵引核心技术权衡遴选，预先设计技术转化应用路径，把准军事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增强其为战指向和实用价值，防止技术转化“落地即落伍”。当前，高超声速、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对国家和军队实现跨越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这些技术为个别国家掌握时，才具备技术突袭和制衡威慑效果，因而被军事强国列入优先发展技术清单。由“技”生“需”。恩格斯指出，在长久的和平时期，兵器由于工业的发展改进了多少，作战方法就落后了多少。理论研究创新须培养前瞻思维和超前眼光，及早发现技术转化潜力，特别是颠覆性技术可能对战争产生的影响，前移发展重心，不能坐等技术成熟而导致理论滞后；还要发挥科技创造需求的作用，据此研究战争、设计战争、部署战争，不断提高新兴科技对现代战争和军事体系的塑造力和支撑力，才能在今日投资未来战场，在当下打赢未来战争。例如，随着技术层面上武器精度、射程、效能的日益提高，作战力量在空间上愈发分散，但彼此联系却愈发紧密，“分布式作战”理论由此诞生。未来，当人工智能、量子、6G等技术进一步发展，我们应大胆预测、敏锐捕捉并及时赋予“联合”作战理论新的时代内涵。

“理”促“技”聚合涌现，“技”助“理”精确可靠，在研究过程中推动理技融合。一是由理向技融。不同于传统技术，自主控制、数据孪生、生物科学等新兴技术可塑性强、演进周期短，运用前沿军事理论引领技术在研究过程中有效聚合，有望实现“1+1>2”的技术群效能涌现，从而深刻影响战争形态变革。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例，该技术诞生之初仅仅是为了服务军事，而“网络中心战”理论则促进了网络泛在互联、信息实时交互、无线通信网络等技术群的发展和应用。二是由技向理融。军事理论创新需要相应技术支撑的军事实践环境。在复杂、强对抗、高不确定性的战场环境下，先进军事理论和作战概念的设计，越来越依赖运用技术手段实现精确计算、运筹分析、仿真推演和验证，以强化作战数据支撑，细化作战规则描述，确保理论问题落到技术环节不变形、不缩水，实现从思想到行动、从认知到实践的转变。以数智技术为例，通过将各类作战单元和作战要素在网络空间互联，可塑造现实场景和虚拟场景互动的全新实践环境，为军事理论的创新创造有利条件。

超前部署牵引理论落地，配套方案挖掘最优效能，在转化应用上突出理技融合。新技术及其物化的武器装备一旦用于作战，就将在战役战术层面改变具体作战方法，推动作战理论向前发展。为解决军事理论研用脱节问题，应超前部署原型样机、原型系统等，把新技术、新概念试验验证作为重要演训课题，实现理论与技术的同频共振，缩短理论创新到作战能力生成的路径，加快成果转化效率。此外，武器装备既是先进科学技术的物化，也是军事理论的结晶。在体系对抗的背景下，高精尖“杀手锏”武器最优效能的发挥必须通过指挥链、杀伤链、保障链等科学设计和构建，同理论研究紧密结合，形成相应的新型作战概念。近年，外军为检验“20秒杀伤链”“海上分布式作战”等作战概念，通过高新技术演习发挥出多款智能无人作战装备的效能。器道并重，器以载道，才能真正实现在交付新装备的同时，同步提出创新的军事理论，真正形成突破前人、超越时代的新质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