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理斯（Herbert Giles）是英国前驻华外交官、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对中国的文学、宗教、历史和社会生活等都有着深入研究，一生致力于研究和传播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翟理斯通过编撰学习汉语的工具书和教材、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传播中国文化思想，让西方世界更加便捷有效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乃至认同中国，打破中西方因语言障碍形成的沟通阻碍与文化隔阂。英国外交官金璋评价其称“翟理斯使汉学人性化了，这是当代任何其他汉学家都未能做到的”。也因此，翟理斯成为第一个荣获皇家亚洲文会金奖的英国汉学家，并先后两次获得被称之为汉学界诺贝尔奖的“儒莲奖”。

1867年，作为英国外交部驻外使馆的一名翻译，翟理斯首次踏足中国。翟理斯先后在天津、宁波、汉口、广州等地任职，一共在中国居住达25年之久。虽是一名外交官，翟理斯却将主要精力与热情投入到有关中国文明的研究与传播上，并将其作为一生的事业。基于在中国的经历与研究，翟理斯在返回英国后即当选为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在任教的35年中，他将汉语教学与汉学研究相结合，终其一生，著写或翻译了超过60部作品。在推动汉学人性化的过程中，他致力于让外国人能识中国文字、爱看中国文学、易懂中国文化，成为观察中国文明的汉学家。

编撰辞典教材，让外国人能识中国文字

文字和语言是认识和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最直接的媒介，却也常常成为阻隔文化交流的障碍。为了帮助外国人尽快认识中国字、讲出中国话，翟理斯在1873和1878年分别出版了《语学举隅：官话习语口语辞典》和《关于远东问题的参照词汇表》，收录了当时日常交谈和报刊杂志中最常用的术语、书目、俚语、短语，并附有简短解释和词源性说明，不仅容易上口，更能够了解到中国的具体情况。

然而，仅仅从口语词汇入手并不能真正认识中国字。为此，翟理斯用了近20年时间编撰了《华英字典》。1892年，《华英字典》一经出版便成为外国学生人手必备的日常工具书，被认为是翟理斯一生的最大成就。此后，他又用了20年时间进行修订完善。为了方便检索和学习，翟理斯改善了“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既符合英语人士的注音习惯，也结合了汉字的书写特点。除了包含13848个单字及其详细释义的巨大体量，该书还囊括了包含中国的官职、朝代、历法、地理等内容的附表，本身就是一本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合之作。该书不仅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和西方人学习、了解、研究中国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也对汉英词典的编撰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在它之后出版的汉英词典在编撰体例、检索方式和附录设置等方面大都借鉴和沿用它的一些做法，因此它又称得上是汉英词典的奠基之作。

除了学习汉字的工具书，翟理斯还大量编著了学习汉语的实用教材。此前，西方学习汉语的权威教材是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该书虽然详尽，但是学习方法较为复杂，且只是记录了北京官话体系，不仅不易掌握，在实用性上也有所不足。因此，在学习汉语5年后翟理斯便撰写了《汉言无师自明》，该书使用简单的英语给汉语注音，只收录了当时最实用的简单短句，方便初学者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日常汉语会话，成为当时西方外交官、商人、学生等最青睐的汉语学习教材。此后，他又相继编写了《字学举隅》帮助外国学生辨析容易混淆的汉字，《百个最好的汉字》帮助初学者通过少量的汉字掌握最日常的用语。他编写的这些教材，使外国人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学变得容易了。

翻译经典作品，让外国人爱看中国文学

翟理斯对汉学的研究是从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开始的。1873年，出于对“（《三字经》和《千字文》）不可能翻译成英文韵诗”的挑战，翟理斯出版了第一部汉英译作——《两首中国诗》。初次的尝试带来的是褒贬不一的评价，因为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的翻译不仅需要语义的精确，还需要意境的重现乃至韵脚的巧妙。因此，1899年翟理斯重译了《三字经》。在这个版本中，他不仅对诗文中涉及的历史、文化、典故进行了分析、介绍，还按照英国诗歌的习惯对《三字经》进行了翻译，实际上相当于对《三字经》进行了再创作，使得英文读者更能理解《三字经》本身的意蕴。可以说，翟理斯的英文译作不只是简单的翻译再创作，其本身就是颇具文化价值的文学作品，这也构成了翟理斯译作的独特风格，在汉学界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并被英文世界的读者广为喜爱。

此后，翟理斯又相继翻译了《洗冤录》《庄子》《聊斋志异》《道德经》《古文选珍》《古今诗选》等。其中，《古文选珍》收录了中国89个文学大家的186篇作品，向西方世界全面展现了中国文学的瑰丽神奇。

在对中国文学作品大量的研究和译介之后，翟理斯已经对中国几千年文化及人物有了充分了解，开始认识到中国文学的历史地位，并尝试用自己的视角来梳理和介绍中国文学的独特风貌。其中的代表作是其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这是第一部英文中国文学史。该书按照朝代顺序将中国文学的历史分为八个时期，并且按照文体分类，再专章介绍作家与作品，成为后世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基本范式。该书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不仅包含传统意义上的“诗词歌赋”，也平等介绍了小说、戏剧等民间文学形式，系统地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中国文学的概貌，使西方人对中国文学有了较为完整的了解。

介绍社会百态，让外国人易懂中国文化

自22岁来到中国，翟理斯在中国连续生活了25年，不仅十分熟悉中国的语言文字和文学作品，也充分了解了中国文化和社会风貌。他行走中国，遍历群书，广收博览，形成了大量的翻译作品或研究成果，这些作品的专论性质不强，内容松散，但涉猎极广，包括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制度、法律、教育、宗教和哲学的方方面面，对中国的社会生活有翔实的记录。如1905年的《中国绘画史导论》，是第一部英文中国绘画史；1924年的《洗冤录》被西方医学史家誉为“伟大的文化里程碑”，翟理斯的这个译本更被称为“最有影响、最具权威”的英译本。此外，翟理斯不拘泥于严肃的文化翻译和研究。1925年，他出版了《中国笑话选》，通过翻译《笑林广记》中的笑话，打破了欧洲人“认为中国人性情比较郁闷，说中国人好比是斯芬克斯，没有笑的能力”的刻板印象，真实地反映中国社会生活，反映中国男女老少的行为、语言和思想。

作为对中国文明的观察，翟理斯写出了著名的“中国文明三书”，即《中国札记》《中国和中国人》以及《中国的文明》。不同于其他译著的简单介绍，翟理斯着力纠正了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错误认知，并提出了许多对中国文明发展的独到见解。例如，面对清王朝的覆灭，他指出：“中国会经历熔炉的锻炼，随后重生，像历史上发生过的那样，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纯、更强。”

1935年，翟理斯在英国剑桥的家中离世。在90年的人生中，在中国工作了25年，回国后在汉学教学和研究上耕耘了35年，为研究阐释和传播中国文化奉献了一生。他的辞典和教材帮助西方世界认识中国，他的翻译作品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他的汉学研究重塑了被西方扭曲的中国形象，对汉学研究的发展乃至中国走向世界作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