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领导干部要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专业能力。这是应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的迫切需要，也是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新阶段、新目标的客观要求。领导干部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是领导经济工作专业能力的集中体现。从最近一个时期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出发，特别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国民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三重压力，实现经济的持续高质量发展，特别需要提高领导干部领导经济工作的专业能力。总的来说，领导干部领导经济工作应当着重把握好以下辩证关系。

一、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重大突破。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就是按价值规律办事。通过价值在不同行业之间的运动，使各个行业获得基本相同的资本利润率，实现按照社会需求的比例分配社会劳动。通过价值在同一行业内部的运动，实现企业之间的优胜劣汰。这是政府不可能做到的。政府的作用应主要放在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社会公平、对外开放上。政府与市场两者之间必须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当前，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着重做好以下几件事。

（一）完善全国统一、城乡融合的全要素市场体系

要破除行政区划和城乡之间的各种市场壁垒和政策藩篱，促进商品和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各类要素自由流动。地方政府设置的对本地市场的保护措施以及社会资本进入乡村的障碍，都应予以清除。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促进先进技术和网络经济的发展。

目前我国市场体系中仍存在一些突出的薄弱环节。一是资本市场发育滞后。在企业融资来源中，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比例大体在7∶3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为3∶7。企业融资过度依赖银行贷款，导致融资成本过高，降低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服务市场发育滞后。主要表现在公共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仍不适应广大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企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法律、咨询、会计、审计、造价、监理、技术、文化、信息、软件等领域亟待发展，尽快改变服务贸易大量逆差的局面。三是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尚未建立起来。建设用地市场由政府垄断。政府低价从农村征地，经过简单整理和招拍挂，以高价出售给企业，形成土地财政。

2022年4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提出“健全城乡统一的土地和劳动力市场”，“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完善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这项改革若落实到位，就能逐步把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逐步转变为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资本，以土地资本吸引产业资本，投入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建设，这样乡村振兴就有了可靠的资金来源。2020年和2021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分别为8.4万亿元和8.6万亿元，这笔巨额资金本质上是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价值的转移。通过健全包括土地市场在内的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实现城乡市场之间各类要素的等价交换，就能找到实现乡村振兴的强大市场机制。在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条件下，加上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步伐就能大大加快。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将显著扩大农村消费市场，加上农村投资规模的扩大，对解决当前需求收缩问题必将发挥立竿见影的效果，释放出经济增长最大的新动能，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二）政府的政策目标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

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通常是通过制定规划，提出发展的目标、战略、方针、政策、法规来统一认识、协调行动、规范市场行为。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政府曾制定过许多规划和政策，有些实现了，有些没有实现。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是否能利用市场机制来实现政策目标。有些很难办的事情，只要找到了市场机制，很快就能得以解决。如果不善于利用市场机制，甚至与价值规律对着干，就像唐·吉坷德对着风车作战，就会出现事与愿违的结局。比如说解决吃饭问题，改革之前我们提出农业以粮为纲，不能说不重视，但是由于缺乏一个能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市场机制，结果长期得不到解决。改革之初，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放开粮食市场，调动了农户积极性，很快就解决了温饱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政策目标如能同市场机制相结合，就能事半功倍；政策目标如果不能找到相应的市场机制，必将事倍功半。党的十九大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的不充分集中体现在农村，发展的不平衡集中体现在城乡之间。根据主要矛盾的分析，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和城乡融合发展战略。这就从战略依据、战略目标到战略举措上形成一个完整的战略组合。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同样需要市场机制的推动。

（三）产业升级需要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相配合

以技术进步带动产业升级，实现由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为主向技术、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为主转变，大力发展低碳负碳能源和数字经济，是贯彻新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任务。实现这一任务，需要政府制定明确的产业政策，利用减税免税、贷款贴息等经济杠杆，把有限的资源引导到科技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上。也就是说，把政府的政策导向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调动企业技术研发投入和设备更新改造的积极性，调动社会资本投资新兴产业的积极性。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制定产业政策应适时从选择性向功能性转变，即从过去选择一些重点发展产业给予一定政策支持，逐步转变为制定一些功能性产业政策。如适应“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要求，应制定鼓励减碳的政策，无论哪个产业，无论生产、流通、消费，无论内资外资企业，凡是能达到减碳要求的经济活动，政府都应一视同仁地给予政策鼓励。

二、把握好总供给与总需求的辩证关系

供给和需求是须臾不可分离的对立统一体。没有供给支撑的需求是望梅止渴，没有需求的供给是无效供给。在研究供给时必须考虑需求总量和结构，做到按需生产、适销对路，使产品价值能够实现。在研究需求时必须考虑供给能力，使需求与供给相适应，避免需求膨胀引发通货膨胀，抑或需求不足引发通货紧缩。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缺乏需求的有效约束机制，常常出现消费和投资需求双膨胀，短缺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在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之后，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作用逐渐强化。通过扩大内需，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支持，是宏观调控面临的主要课题。当前出现的需求收缩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除了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连续多年对总需求的增长控制过紧。总需求的增长主要通过对货币发行量（M2）的控制来实现。从近30年的经济数据来看，1990—2010年的20年间，M2的年均增速为21.3%，同期GDP的年均增速为10.5%，前者为后者的2.03倍。这一时期是改革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我国经济总量在全球的位置由第10位跨越到第2位，成为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黄金增长期。而在2010—2020的10年间，M2年均增速陡降为11.7%，同期GDP的年均增速陡降为6.8%,M2年均增速为GDP增速的1.72倍。经验证明，必须坚定不移地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特别是在美国政府推行产业链“去中国化”和美中经济脱钩的国际环境下，通过合理调控总需求的增长速度，保持内需对经济增长的适度拉动力，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之策。

三、把握好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辩证关系

保持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必须把长远战略目标和近期行动计划有机结合起来，既要有明确的中长期目标也要有短期目标，既要有长远战略也要有短期对策。实现中长期发展目标、实施长远发展战略，主要通过财政政策促进供给总量的增加和供给结构的优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短期目标、实施短期调控，主要通过货币政策调节需求总量，保持总供求大体平衡，以实现经济平稳增长。

在宏观调控的实践中，必须处理好长期与短期的关系。通过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和专项规划，提出不同阶段的发展目标、战略、方针、政策，为运用财政、货币等手段调控经济提供依据，保持计划、财政、金融三大调控杠杆的协调配合。要围绕经济增长速度、居民收入、物价、就业、财政、货币、投资、国际收支等指标的平衡制定年度调控计划，努力保持经济的持续均衡增长，避免大起大落。

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是一个对立统一体，过分强调哪个方面，都会顾此失彼，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我国多年宏观调控的经验证明，在经济偏热时，适当踩一下“刹车”，在经济偏冷时，适当踩一下“油门”，以熨平周期性波动，是宏观调控的艺术。这些成功经验是长期有效的。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新的战略性产业，就是一项长期任务，往往需要一两个五年规划的努力才能见到明显成效。在改革开放前，我们曾经犯过急于求成的错误，吃过苦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功。我们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都是长期任务，不能层层加码压缩到短期来完成。2021年出现煤炭供给短缺，就是压缩煤炭产能过急带来的结果。我们不能把长期目标短期化，不能把持久战当成攻坚战来打。压缩煤炭产能的进度一定要与新能源的发展速度相匹配，使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对能源的需求切实得到保障。

四、把握好投资与消费的辩证关系

消费是生产的目的。人类正是为了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才推动了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投资则是为满足消费需求创造物质资料，没有投资的增加，就不可能有消费的增长。在国内生产总值的使用结构中，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是国民经济中一个最重要的基本比例关系。投资率过高，会导致产能过剩，居民消费水平不能随着经济增长同步提升。投资率过低，会造成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止，同样制约居民收入和消费的长期增长。把握好消费与投资的辩证关系，才能推动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43年来，投资率经历了三下两上的曲折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在吸取前30年投资率过高、急于求成、欲速不达的教训之后，开始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重要地位，投资率由1978年的38.4%降到1983年的31.9%。投资重点放在发展消费品工业和农业上。由此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人民收入和消费水平迅速提高的局面。改革给人民带来了实惠，人民由衷地支持改革。1993年，投资率激增到43.4%，出现了“三乱两热”，即乱集资、乱拆借、乱设金融机构，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随之引发恶性通货膨胀。1994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高达24.1%，成为改革以来的最高纪录。经过治理整顿，经济秩序恢复正常，2000年投资率降为33.7%。随着电子信息、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房地产业四大支柱产业的振兴，重化工业得到迅速发展。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国务院决定发行长期建设债券，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率开始第二轮上升期。2010、2012年投资率均高达47.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最高点。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中第一个转变就是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转变为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此后，投资率进入缓慢下降期，2019和2020年投资率均降为43.1%。2007—2020年的14年间，投资率始终保持在40%以上的高位，年均为42.4%。这一时期，经济增长速度由两位数逐步下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上升。投资率在经历了43年的曲折历程后，工业化、城市化已进入中后期阶段，经济结构上的短板只剩下农业农村这个硬骨头。随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扩大，最高时的2015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9.0%，标志着经济增长主要由消费驱动的时代终于来临。这也意味着，经过43年的高速发展，我们已先后把消费资料、生产资料、基础设施、第三产业的供给能力都提高了，供给对需求的适应能力已经形成。接下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将依赖消费的增长。因此，通过实施共享发展的新理念，大力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特别是农民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实现消费的快速增长，将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五、把握好内循环与外循环的辩证关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实现未来一个时期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举措和重要保证。把握好内外循环的辩证关系，必须深刻领会新发展格局中“新”的核心要义。

第一，新发展格局提出了重视经济循环的要求。经济循环是一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概念，包括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畅通，是再生产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维护经济良性循环，不仅要搞好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平衡和协调，还要注重保持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之间的平衡和协调，其中哪个环节堵塞，形成瓶颈约束，社会再生产就不能顺畅地进行下去，这就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第二，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内循环为主体，就是要充分利用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实现国内经济的良性循环，并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结构转换升级，释放出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主要通过国内需求规模的扩大拉动经济持续增长，降低对出口的依赖。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尚未完成，2021年人均GDP为1.25万美元，大体处于全球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所以，我国经济增长还有很大空间。只要善于通过深化改革把需求潜力挖掘出来，把蛰伏的经济增长潜能释放出来，就能对经济增长形成强大拉动力。

第三，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就是重视发展开放型经济，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国内经济增长。改革开放43年来，我们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国民经济由封闭半封闭状态转变为全方位、多层次开放型经济体系。2021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6.051亿美元，增幅近30%，占全球贸易的13.5%，稳居世界第一位。回顾开放历程，我国实现了五大转变：对外贸易从加工贸易为主转变为一般贸易为主，一般贸易占75%；出口从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变为以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品为主，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59%；资本流动经历了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转变，2021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493.6亿元，对外直接投资9366.9亿元，对外投资额逐步接近外资流入额；在产业的开放上，从制造业率先开放到服务业开放，形成了全面开放格局；在地域开放上，从沿海城市率先开放，扩大到内地城市和沿边城市开放，从设立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到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有序梯次推进，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外向型经济体系，为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活力。中央提出的新发展格局，是对40多年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经验的总结，是在新形势下对处理好内外经济关系提出的新的战略要求。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意义：不仅有利于集中精力解决好国内问题，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而且有利于城乡居民从经济发展中更多受益；还有利于破解美国政府推行美中经济脱钩的图谋。正确把握内外循环的辩证关系，才可能将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继续保持下去，确保实现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